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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早期的华人报业
先驱及其影响
年创办的印尼荷兰殖民东印度政府时期的《中华之星》马来文报纸，毫无疑问出版人及采编队伍是华人为主。（本号资料图片）
正式标榜为马来文报纸的GoeratKabar（新闻报）。（本号资料图片）
华人出版的新报，当时读者很广泛，发行量高，俨然为那个时期的主流媒体。（本号资料图片）
华人先贤、著名思想家及活动家萧玉灿先生领导的华人政党BAPERKI（国籍协商会议）创办的报纸。（本号资料图片）
新报（SinPo），荷兰殖民东印度时期的早期马来语报纸，竟是土生华人创办的，故华人马来文为主的对印尼国语的推广应用，居功至伟。（本号资料图片）
年11月10日，华人知识分子创办的印尼文新报，首次发表了现为印尼国歌的《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Raja-j今已改为y）。（本号资料图片）
摘要:华人报业作为海外华人“三宝”中的“一宝”,在发展居住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印尼华人最早在印尼各地出版马来文报刊，对传播和发展马来语成为印尼国语，对发展印尼文学和文化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他们发行的华文报刊为印尼民族独立建国、民族报业发展和华人文化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年以前的印尼报业
在年以前,印尼(当时称东印度)完全没有当地民族语言的报纸杂志,印尼华人也没有开始创办华文的报刊。当时舆论完全被荷兰统治者垄断和控制,只有荷兰统治者或上层社会出版的一些期刊(二周或一周出版一次)或杂志,主要是在巴达维亚、泗水和三宝垄出版。
殖民时期的荷兰文报纸。（本号资料图片）
根据记录,在年以前以荷兰文出版的期刊,在巴达维亚有10家,在泗水有3家,在三宝垄有3家,而5家杂志都是在巴达维亚发行的①。
从年到年的20年里,印尼第一批以巴刹马来文出版的报纸杂志正式发行,先后有16家出现,因为没有广泛读者和广告的支持,大部分都是昙花一现,出版一年或短期就夭折了。
最早的一家是在梭罗出版,以爪哇文刊印的期刊,报名为Bromartani,年1月出版,年12月停刊。（上图）
第二家民族报纸是在泗水出版的马来文期刊《北星》(BintangOetara),年2月5日在荷兰罗特丹出版,但因内容贵族化和报刊太贵而无法维持,年停刊。
第三家民族报刊是巴达维亚LangeCo书店出版的《柏达维报纸》(SuratChabarBetawi),年4月3日创刊,每星期六发行一刊,内容为商业新闻和广告,也附带刊登一千零一夜故事,但也因为太贵而没有读者,于年停刊。
此后,马来文报纸沉寂了一年,到年2月3日,一家新的马来文报刊《马来号角》报在三宝垄出版，每星期五发行一期,由荷兰人的一家书店和出版社G.C.T.VanDorp公司负责印刷发行。当时整个中爪哇的人口已经有万，华人和欧洲人的生意很兴旺,由于得到他们的支持,这家报纸搞得有声有色，维持了整整51年，发行到了年10月才停刊。其中华人读者和商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早期的《东星报(BientangTimoor)》，但印尼独立之后，变化为左倾的进步报纸，与印尼共的机关报的严肃性不同，也有很多读者。（本号资料图片）
另一家著名的马来文报纸是年5月10日在泗水出版的《东星》报(BientangTimoor)。（上图）这家报纸原来由一家颇大的荷兰人印刷馆和书商GrimbergCo所出版,专为东爪哇的商业界服务,不但在东爪哇各市发行,也销售到锡江、巴达维亚和苏门答腊岛的各大城市,因此业务蒸蒸日上。《东星》开始时每周出版一次,业务发展后增加为每周三和周六出版两次,每次4版,报道社会底层百姓的社会新闻,既反映贫困环境、欺压行为和米粮价格,也报道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货物的行情,如香料、鸦片、粗布和纺线等的价格;有时刊登来自中国和欧洲大陆的信息,还报道巴达维亚政府官员的更换、升迁和商贸信息。因此得到华人商家的广泛支持。
年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咖啡和白糖的国际价格,东印度的许多荷兰企业纷纷陷入财务危机。年4月6日《东星》报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该报的老板即荷兰最大印刷馆GebroedersGrimbergCo面临财政困难,可能要宣告破产。此消息震撼了泗水的商界和读者,公司的营业经理证实了濒临倒闭的处境,呼吁所有欠债者尽快付清款项,以免被荷兰政府依法处罚。
年12月20日,《东星》报以极大版位刊登广告,宣告这家大出版社破产,将公开拍卖全部物产,包括《东星》报在内。在拍卖当天,泗水一位华商以最高标价荷兰元(Gulden)买下该荷兰最大印刷馆和《东星》报,使荷兰人深为惊慌。
购买荷兰人印刷馆和《东星》报的是泗水华商侨生蔡全乐,他得到曾担任泗水雷珍纳的著名华人领袖蔡新禧(年～年任雷珍纳)的支持,其兄弟蔡全庆给予担保,这标志爪哇华商已经对报业和出版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进军印刷业,准备在书报业和文化事业上与欧洲人一较高低。
蔡全乐收购了荷兰人最大的印刷馆和《东星》报,使荷兰政府深为恐慌,因此不久荷兰统治者就修改法令,在年把经营报纸的保证金从原来的荷兰元升到荷兰元,以限制华商在印刷业上有更大的发展,当时总督也强迫蔡全乐交付保证金荷兰元。
几乎在同一时期,著名华人领袖兼作家李金福也在茂物收购了荷兰传教士林登夫人的印刷馆。李金福靠着一些朋友的协助,以荷兰元买下出版社后,开始印刷供应学校的课本,之后又印刷了报纸《巴达维新闻》(PemberitaBetawi)。虽然在年底李金福又把印刷馆卖给了欧洲人,还是说明了华商企业开始崛起,与荷兰人和混血儿争夺印尼民族报业和印华报业的拥有权和市场。年,李金福等人积极推动成立中华会馆,之后印华民族报业蓬勃发展,充分显示了华人社团团结奋发在创立华文报刊中的重要作用。
蔡全乐家族控制《东星》报是印华报业转向中华色彩的先锋。在这之前,印尼报业都是由荷兰人或教会集团垄断,报道一向偏重欧洲人的利益,华人声音最多只在“读者之声”的一些小角落中出现。但从年1月开始,蔡全乐就全面扭转了《东星》报的方向,有75%的消息和文稿都与华社有关系。同时该报的荷兰编辑邓海恩辞职,改换由印多混血儿律师博斯奎出任主编。在他的领导下,年7月15日《东星》报改名为《泗水之星》(BintangSoerabaia)并且突出华人报纸的色彩,该报在华人重要节日时封面都以鲜艳的颜色印刷,使该报在华社的销路显著上升。
《泗水之星》从年由蔡氏家族掌控,一直到年才停刊,历时38年。如果从年出版算起,历时长达62年,在当时报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下,该报的经营业绩与出色表现,确实创造了了不起的记录。华人经营报业有其特色,由此可见一斑②。
印尼最早出现的一批华人创办的报刊
华人很早就开始经营出版业,不但印刷商标或商品传单,也印刷各种中国古典小说或言情小说,如年就出版了《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年李金福撰写并出版的《KITABEJAANA、B、C》(即马来语法字典),是华人出版的印尼第一部用马来文书写的语法书。
印尼的土生华人首先在各地出版马来文报刊,如《理报》(年),《商报》(年),《泗水日报》(年)。年10月1日由巴达维亚华人创办的周刊《新报》,由中华会馆的秘书刘玉兰创办主编,最早的撰稿人和读者主要是中华会馆开办的中华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因此从一开始,《新报》的发展就同华文教育在印尼的发展息息相关,要研究从年到年印尼全国各地有哪些华文学校,几乎都可以从《新报》中找到资料和图片。
右为著名华侨医生柯全寿。
《新报》为满足印华文学和印尼新闻的发展需要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几乎大部分华人政坛名人和华人作家,都曾在《新报》当过编辑、通讯员或“副刊”作者。新报集团里的如刘玉兰、郭桓山、朱茂山、郭克明、洪渊源、柯全寿、梁友兰等人都曾为《新报》写过很多政论或小说,非新报集团人员如邱文秀、杨明月、郭德怀、包求安等也曾经在《新报》参与工作或为其写稿。
到年印度尼西亚才开始出现华文报刊,第一家华文报刊是年泗水出版的《泗滨日报》,该报得到当地华侨书报社(以同盟会会员为主成立的合法组织)的支持,主编为同盟会会员田桐;该报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号召华侨团结,支持革命,还刊登了一些揭露荷兰殖民者的文章,成为东爪哇华侨的喉舌。
第二家华文报刊是年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主办的《华铎报》,其宗旨是“以培养华侨独立、合群、尚武的品德和国家观念”,初为周刊,后改为3日刊,采用书本形式发行,每册约20页,最后才改成日报。发起人陈伯鹏是巴达维亚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编白萍洲,编辑钟公任、廖嗣和钟兰等都是同盟会会员,发行量达多份。《华锋报》常常抨击保皇思想,鼓吹革命学说,宣传民族主义和中华文化,反映广大侨胞的愿望,成为广大华侨的喉舌,后因经费困难在年停办。
此外还有创办于年的三宝垄的《爪哇公报》,韩希琦一度任主编,泗水的《大公日报》(年)、《汉文新报》(年)、《民铎报》(年),还有《巴城日报》(年),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革命党人有关;这些报刊常常抨击帝制,揭露君主立宪的虚伪和欺骗性,宣传革命,在帮助华侨分辨政治是非,脱离保皇党的影响等方面,都发挥过一定的进步舆论作用。
发行量和影响最大的首推马来版《新报》的姐妹版华文版《新报》,但内容不完全相同。著名报人谢佐舜(年～年任总编辑)、宋中铨(年～年任编辑)和记者温德玄等一直在该报工作。该报以宣扬爱国主义、提倡中华文化、推进华侨社会团结进步和促进社会福利事业为宗旨,它反对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歧视和压迫,大量报道华侨社会、社团、学校和商业等方面的消息,刊登发自中国的特约通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代收华侨救亡捐款。20世纪30年代发行量达份,以“消息灵通,记载翔实,评论公正”而著称。
年在苏门答腊岛华侨聚居众多的城市棉兰市,也出版了最早的华文报刊《苏门答腊民报》,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日报,它致力于沟通信息,发行不限于苏门答腊(包括邦加、勿里洞),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都有发售。
进入20世纪20年代,华文报业不但获得了极大发展,而且地域分布广,先后出现了20多份华文报纸。有一批是华侨商人和文化界人士所办的报纸,如巴达维亚出版的华文《新报》(年创办,朱茂山、洪渊源先后任社长,主编为庄有林等),此外还有《工商日报》(年创办,著名文化名人司徒赞年曾一度出任主编),《全民日报》(年创办,初名为《巴达维亚日报》和《时报》等),泗水有《大公商报》(年创办,社长叶世昌,主编林少琴),《爪哇每日电报》(年)、《泗滨新报》(年)、《侨声日报》(年创办,主编苏晓迷,编辑有颜玉润和许秀奇等)等,三宝垄有《三宝垄日报》(年～年),棉兰有《南洋日报》(年～年,年重新出版,改名为新中华报,由饶简任董事长)、《日丽晨报》(年)、《苏岛日报》(年),望嘉锡有《锡江日报》(年创办,主编黎觉公)和《海洋洲报》等③。
华人报刊《新报》对形成印尼国语的影响
《新报》对马来语的重大影响,在很久以前就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肯定。年出版的荷兰文《荷属东印度百科全书》就说明了《新报》是超民族主义的报纸。当时的作家阿敏巴涅、汉查和阿李士亚巴纳推动“新文学运动”曾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新报》对推广华人马来语的重要作用。年底,巴达维著名学者李宛赛迪在新著《巴达维人文化介绍》(PROFILORANGBETAWI)一书中,特别提到了《新报》对丰富巴达维文和印尼文的巨大影响。他在书中写道:“年10月26日《新报》周刊全文记录了华文词语融进了巴达维和印尼文中,其中最多的是关系到饮食和家庭用具方面的,如KECAP(酱油)、JUHI(鱿鱼)、KUE(糕)、LOBAK(萝卜)、KUCAI(韭菜)、LENGKENG(龙眼)、TENGTENG(豆饼)、KWACI(瓜子)等,而最令人惊奇的是SOTO(肉汤)竟也是来自华文。④”
文中特别提到了一些巴达维人的成语也同华人文化息息相关,如成语“DASARKAGAKPUNYALIANGSIM”(根本就没有良心),“LIANGSIM”即华语的“良心”,“PENGKINAIKKEBALE”(不自量力),其中的“PENGKI”就是福建话,指搬东西或扫垃圾用的“簸箕”⑤。
《新报》的报道或文章中把华文融进印尼文的最少也有个词句以上。有一些今天已经不用,如TWEETAUHWEE(追悼会),而改用更科学化的词语或英语来代替。不过,华文至少有多个词句已经成为印尼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华人为印尼带来了智慧和知识,带来了友好和平的善意,他们为发展印尼披荆斩棘,历经艰辛,为印尼马来语的形成与丰富,为印尼民族报业的形成与发展,为印尼文化教育与政治觉醒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AdamatAdam,EarlynewspaperhistoryinIndonesia,Jakarta,,pp35～44. ②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③温广益、蔡仁龙等编:《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年版,第～页。 ④RidwanSaidi,ProfilOrangBetawi,Jakarta,,pp67～70,pp89～93.
作者：陆然，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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