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少为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8505800.html
圣诞节给尤沃特（EwartParkinson）发了一个电子贺卡，没回。春节，换了一个地址，再发。这次回信了。他告诉我，去年一年都没怎么出去。先是一月份心脏不适住院，紧接着，收拾花园时，伤了脊椎，医院。这使我突然意识到，尤沃特真的老了。可不是吗，年，当他已经成为南哥拉摩根郡规划局长（directorofenvironmentandplanningatSouthGlamorganCountyCouncil），我还要6年后才开始上大学。而年，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城市的规划局局长。
一
最早见到帕金森先生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他带了一个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访问团到中国交流。那时，中国规划界对外交流还不多，英国规划师学会前主席（Presidentfrom-6oftheRoyalTownPlanningInstitute）来到中规院，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在楼道里遇见他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不过我那时还是一个毕业没几年的学生，他肯定不会对我有什么印象。
我最初对帕金森先生的了解，大多是通过我的老领导夏宗玕。
刚到中规院，被分到业务室（也就是后来的科技处）。老夏（当时不兴称呼官衔，多大的领导，大家都这么称呼。比如周干峙先生，院里大大小小都称他老周）是业务室主任，一直到当副院长，她都是规划学会的秘书长。
当时业务室还有一部分人由老夏、洪怡三和徐华东三位女将带领搞科研（主要是小城镇研究），有幸参加的主要是北大、同济和南大的毕业生。大概是因为研究能力较差，我和几个重建工、西北建工的毕业生被分配从事行政管理，包括协助学会组织工作。
那时，中国在世界规划界没有什么影响，不要说国外学术圈对中国问题兴趣寥寥，甚至近在咫尺的香港，也没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城市问题。除陈占祥、吴良镛等少数前辈，国内多数学术领袖也多是受苏联影响。英国是少数几个和中国规划界有密切联系的西方国家。
帕金森先生回国后，安排了最初的几次中国规划师访问英国。也就是从那时起，多次听老夏说起帕金森先生。那时出访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出去过的人都神奇的不得了，每次出访回来，只是拉洋片（放幻灯片）都会引来大量围观。
但在国外，其实远没有现在条件这么好。听老夏说，由于语言、经费的原因，很多访问活动受到限制。为了安排代表团的活动，帕金森先生付出了大量精力，争取到了英国有关部门的资助。帕金森先生甚至自己出钱，请代表团吃饭（年，我正巧在WSAtkins工作。当时我就亲自帮助过帕金森先生在家里接待中规院罗成章书记一行十几个人）。
现在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却是非常大的支持。要知道当时中国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影响力，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比不上印度（我个人的感觉，大约比现在的朝鲜强点儿）。
二
直接和帕金森先生接触，是在年。作为中规院和WSAtkins交流的一部分，我被派到伦敦（Epsom）WSAtkins总部工作。按照计划，我还要在WSAtkins的Cambridge和Cardiff分部各待一个月。当时，已经退休的帕金森先生正在WSAtkins的Cardiff分部帮忙（当时，Cardiff分部负责规划的GeoffWebber是他的老朋友）。
老夏托我给帕金森带去一个礼物。礼物是一块玉，帕金森先生很喜欢。由于说明是中文写的，他要我帮忙译成英文。洋人其实不懂得收藏玉，帕金森先生之所以非常高兴，我想是因为这礼物是来自中国，在那里，老朋友们没有因为他退休而忘了他。他还特意让我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打印成名片。那时，英国规划界对中国还非常陌生，我感到，帕金森先生对他与中国的这段特殊关系非常自豪。
也许是怕我孤独，他和Geoff常请我去他们家里或中餐馆吃饭。我一方面借机打打牙祭，一方面练练外语。为了让我多了解英国的规划制度，他们不时会带我去参加一些田野调查和投标工作。
记得一次跟帕金森先生调研一条老街，房东显然知道他曾是规划局高官，就指着一个老旧的窗户说，能否帮他到规划局说说情，允许他换一个新的。我大吃一惊。要在中国，别说这么个破窗户，就连房子都会给翻盖了，还问什么规划局！这是我第一次领教英国老建筑保护的严厉。
三
帕金森知道我在中规院当厦门分院的院长后，就提议说，要不要见一下Cardiff的市长？因为Cardiff是厦门的姐妹城市（当时Cardiff在全球大约有5个这样sistercity，名字都刻在市中心Queenstreet的一个柱子上），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我想，我这么个小人物要见市长哪儿那么容易，不妨试一下吧。没想到，帕金森先生当场拿起电话就给市长打过去，市长也很痛快，很快时间就敲定了。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去见市长那天，帕金森先生亲自陪我去。这是我第一次进到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本以为是随便见见，礼节性地握握手。没想到市长早已披挂好绶带、勋章，在那里等我，一起的还有当地两家大报的记者。我暗暗叫苦，后悔是否有点搞大了。到了这个份上，打退堂鼓是不可能了，只能硬着头皮进去。
双方坐定，寒暄几句，市长就说，“今后中国如果开放了，你们就可以常来Cardiff”。我一听，就知道他一定以为中国是一个很不自由的国家，就回了一句，“其实，不是中国不开放，而是英国不开放。我们护照很好拿，可你们的签证很麻烦”。市长听我这么一说反而来了兴趣。
见状，我乘机抱怨说：“即使在厦门的姐妹城市Cardiff也是如此，你市长有所不知，我们中国学生要想延长签证，必须去伦敦，而其他国家在Cardiff就可以延了。而享受这一‘特殊待遇’的，除了中国，只有利比亚。利比亚炸了你们的飞机，这可以理解，我们中国在哪里得罪英国了？”市长惊讶地告诉我，他真的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情况。
按计划，照完相后，握手，仪式就结束了。市长大人却忽然来了兴趣。当时，中国正和彭定康在香港较劲。于是，就问我，你对香港直通车问题怎么看，我一听，坏了，他肯定是想知道，彭定康在香港搞民主好事呀，中国为什么反对。我的那点英语，哪能对付这么复杂的问题。
我看在一旁的帕金森先生也有点着急，不过也帮不上我。我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其实，这和民主没有太大关系。打个比方说，你借了我一个风筝，现在要还给我了，你把手里的线一松，指着天上的风筝说，你瞧，还给你了。我当然会不高兴。民主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你这么长时间不搞，要还给中国了，才想搞？恐怕还是不太想把香港完整地还给中国吧。”
我也不知道市长是同意还是反对，不过我的答案肯定让他感到新鲜。那天见面时间，大大超过预定，临走，市长还专门请我在一个大本子上签字。送我回来的路上，帕金森先生很高兴。他对我说，他不久前去俄罗斯，见到苏联时的老朋友。解体后，俄罗斯非常混乱，贫富差距很大，经济一落千丈。中国千万不要学苏联。这使我很惊讶。
当时苏联刚刚解体。西方舆论一片欢呼，都盼着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混乱，能蔓延到中国。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都猜测，一向低调的港英政府居然敢跟中国大陆叫板，乃是押宝共产党政权熬不到“97”。到英国这么长时间，周围一水的英国人，像帕金森先生这样旗帜鲜明的“另类”观点，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第二天，会见市长的照片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在头版。同事剪下来，贴到公司的墙上。既然是姐妹城市，我也把消息传回厦门，还写了一封信，报告洪永世市长。《厦门商报》也发了消息。这算是帕金森先生在英国期间，帮我安排的一个小插曲。
说到厦门和Cardiff的姐妹关系，帕金森先生甚至比我还在意。年，我去Cardiff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帕金森还专门安排我和Cardiff郡的高官（Mr.PaulOrders,aCorporateDirectorofCardiffCountyCouncil）见面，看看在厦门和Cardiff两个姐妹城市间能做些什么。
有一次到厦门，专门陪帕金森先生到鼓浪屿上待了一天。帕金森先生赞不绝口，极力鼓动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时，全中国也没有几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去年鼓浪屿正式开始申遗工作，使我不禁感叹帕金森先生的眼光。不久前，他听说厦门现在缺少好的设计师，又帮我在英国介绍设计师。
帕金森先生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且每次非常认真，认真到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这种单向的给予，一直让我倍感压力，甚至负疚（feelguilty）。
四
年，我调回北京总院任理论名城所所长。当时所里效益差、人员少，难以承接有影响的大项目。为此，除了在院里率先吸收大学高年级实习，并建立外聘辅助绘图员（只有高中或技校学历，相当于规划院的“农民工”）制度外，我开始打外国专家的主意。
按照当时项目的负担能力，外国公司太贵，只能请非在职的专家帮助咨询。开始，想找前苏联解体后失去工作的专家。因为中规院有不少留苏专家，在那边有不少联系。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语言、年龄等等）不了了之。
但是，英国这边倒是有不少进展。帕金森先生和WSAtkins的GeoffWebber等，都被我请来过，或作为顾问，或参加评审，或出席会议，甚至作为项目一员。比如在漳州规划、三亚规划，都有他们的参与。
当时，外国人参与中国规划的还不多。发达国家专家的参与，一方面弥补了项目组技术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赢得了甲方更多的技术信任。后一点，对于以咨询为核心的规划而言极为重要。
帕金森先生的身份和水平，做这项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所到之处，他都受到了当地领导极大的尊重。20世纪90年代末，广东省决定用三年时间，把全省的市、县一把手约人，全在“城市规划和管理培训班”上培训一遍。
帕金森先生和伦敦大学规划系教授马丁林，乃是年首期培训班时给市长们上课的国外专家（那一次，我也有幸作为国内专家，给这个班讲过一课）。
年10月24日，帕金森先生应邀给三亚市规划局做了规划专题讲课。讲座中，他特别提到了步行系统的重要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指出：“在一个花园城市里要步行，因此在城市里需要很多步行空间来形成网络。
图片来源：赵燕菁
欧洲过去给机动车过多的空间，而对步行系统不重视，是个失误。”这和当下广东正在大力推进的“绿道”建设不谋而合。只是帕金森先生的建议足足早了十年。
我到厦门之后，也立刻开始编制步行系统规划，最近厦门正在建设的“老铁路步行走廊”就是规划局提出并被市长采纳的。春节前，试验段刚完工，就得到媒体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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