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郁兰：元智大学国际语文中心讲师、淡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与科技管理博士班
王润华:马来西亚南方大学资深副校长∕讲座教授
一、从绍兴到东南亚、从华语作家到其他语言小说的鲁迅遗传基因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鲁迅（88–），深受中国古典文学、西方与日本的文学影响，然后自己再发展出其艺术与主题书写特色，包括文体简洁、笔调抒情、语言写实、手法象征、文字白话、取自于市井小民的生活题材、关怀弱势、揭露社会黑暗面等，同时文学作品具有人文启蒙精神，知识份子感时忧国的情怀与历史使命感。这些艺术手法及参与社会的使命感，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作家与文学里，我发现有共同的鲁迅的DNA遗传。百年来的小说，尽管随文学潮流、美学经验变化无穷，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到东南亚及欧美各地区，不论作者住在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独立自主还是殖民地的国家地区，学者还是肯定鲁迅展现了从清末谴责小说模式逐渐形成下，鲁迅所发挥的现代文学作品的人文启蒙精神，知识份子感时忧国的情怀与历史使命感，写实有超越写实的手法，成为东南亚文学不同语言与国家民族现代文学共同传统。[]
如何分析与求证鲁迅的文学遗传基因影响了东南亚现代文学共同传统？
现代遗传工程，发现遗传密码，解开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之谜。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新时代，它使生物大分子的研究跨入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阶段，并使遗传学的研究深入到了分子层次，从而迈出了解开“生命之谜”的重要一步。文学传播、影响、社会、文化与政治学的研究也像生物研究，进入分子层次，帮忙我们深入的解开鲁迅对东南亚各地的文学作家，包括非华语语系的作家的影响深层结构，在思想主题、语言文字、艺术技巧，特别在人物的遗传基因。[2]
本文以东南亚代表性小说家的鲁迅基因遗传小说个案，以典型人物、故事情节与主题意义为例，解开他们小说人物的鲁迅遗传密码、双螺旋结构之谜，从而揭开鲁迅与东南亚小说中受贫病、愚昧、恶势各种压迫欺诈的小人物的生命共同体。新马华文作家黄孟文《再见惠兰的时候》的惠兰在新马土地上，在印尼群岛上的印尼文作家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AnantaToer,–）的《布鲁岛四部曲》小说中的爪哇人明克（Minke），越南作家南高（原名Tr?nH?uTri陈友知，95–95）的小说《志飘》里的志飘，这些小说人物的血液里都流着鲁迅绍兴乡镇里悲惨人物共同的遗传基因。我们可以解读出他们生命双螺旋结构大数据，提供证明与鲁迅的小说人物与他们远在东南亚华语与非华语小说的人物遗传血缘关系，他们生命双螺旋结构都可清楚具体地勾画出来。
研究鲁迅在华文或华人世界，我们会发现鲁迅具有超越“中国鲁迅”或“东亚鲁迅”的意义。他不但是小说艺术、学术的鲁迅，还有社会政治性，鲁迅被诠释出来的实用功能，就是今天最典型的所谓文化软实力。这是社会政治资料的解读。[3]这次我们尝试解读超越国家民族的鲁迅遗传基因，是东南亚鲁迅最特别的文学遗传工程的研究成果。
熊秉明雕塑，矗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中的鲁迅像二、鲁迅在东南亚：从华人到各民族，从文学到社会与政治革命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到越南，鲁迅分别通过左派社会政治家与文化人的推崇、作家的肯定，学者的研究，显示了鲁迅越界跨国与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域外社会对话的现象，在撞击与交流下，形成“东南亚世界的鲁迅”，有异于中国的鲁迅。因应当地本土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的不同也有差异。我们发现东南亚的鲁迅比中国的鲁迅更具多元性，在文学、思想、政治社会上等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力。
鲁迅对东南亚华人世界的影响，最为典型的特色之一是反抗精神。早期的新马华人，因为要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侵略，力图以民族主义及其文化结合亚洲文化，来抵抗西方或日本殖民文化，促成了鲁迅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象征的形成，他跨越文学，进入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层面，成为反抗殖民主义的道德精神力量，当然也成为华人建构经典文学、与民族新文化的典范。由于新马是当时海外华人人口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中心，同时又由于新马的华人移民历史最早发展，文化、文学、史料文献也多，所以我主要以新马为范例来说明“东南亚华文世界的鲁迅”的建构、形成与力量，在当地所建构的文学、文化、社会政治性的各个层面所具有的软实力。鲁迅在东南亚其它地区的传播、接受，传承与创新，都比新马迟到很多，加上政治的压制，如越南虽然地理位置离中国最近，由于法国殖民主义当局，对越南实行中国文化封锁政策，年代前中国所有进步的书刊都不能进入越南，这些中国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就成为了禁书。而泰国的传播、接受情况，自年代才开始。菲律宾的华人文化社群，在年以前还很单薄，因此鲁迅的流传与生根也来得迟。
鲁迅在东南亚非华裔的族群的文学、文化、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也值得注意。王润华在周令飞主编的《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已经报告过鲁迅在东南亚华人世界的影响，与中国，甚至西方的影响很大不同。[4]本文将进一步分析鲁迅在东南亚，跨越族群与语言，对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语文作家，社会与政治革命，都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鲁迅作为文学作家，由于很早就获得西方世界文学文化界的肯定，所以他在西方统治下的殖民地，如英国的新马、荷兰的印尼、法国的越南，都没有鲁迅著作的翻译，尤其西方语文的翻译，列为禁书，反而竞相翻译成泰文、印尼文、越南文。结果通过文学的翻译，逐渐扩大到非华人社会文化与政治思想，引发鲁迅对东南亚当地的非华语语系文学、左派思想、反抗殖民主义的影响，最后甚至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印尼就是最典范的影响。
新加坡街头的鲁迅画像。海格力斯摄影三、鲁迅作品在东南亚：从学习模仿到文学遗传基因的改造一旦坚固的建立鲁迅为经典作家及作品，他就成为文学品味与价值的试金石，支配着大部分华文文学与文化生产。往往极端的时候，只有符合鲁迅中心的评价标准的作家与作品，才能被承认其重要性，要不然就不被接受。这种文学控制式的霸权，决不是鲁迅所要的文学生产方式，刚好相反：他一定反对，尤其在文学思想、形式、题材与风格上的设定。新马战后的著名作家兼评论家赵戎（–），虽然在新加坡出生，他的文学观完全受中国新文学的经典所支配，他也不是最前线的鲁迅神话的发扬与捍卫者，但他在经典化鲁迅的影响下，也一样的处处以鲁迅为导师，无时无刻不忘记引用鲁迅为典范，引用他的话来加强自己的论据或作为引证。他的《论马华作家与作品》[5]就很清楚看到鲁迅及中国新文学前期的经典如何支配着他。方修及其《避席集》[6]，虽是向鲁迅学习的心得之作，这本书使方修成为五、六十年代鲁迅精神的发扬与推崇的首要发言人。在他大量的论述新华文学的著作中，鲁迅是非论及不可的，在〈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年）一文中，鲁迅及其作品是“学习或模仿的对象”。[7]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及其象征主义手法、鲁迅的人格精神，鲁迅的作品，为海外华文文学最高的典范与模式，反而造成很多作家受困于模仿与学习的“鲁迅风”，培养了“个个是鲁迅”，因此也引起当时在新马担任编辑的郁达夫不满，[8]他主张新马华文作家发掘本土多元的生活，创新华文书写。当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观，成为“殖民文化”的主导思潮，只有被来自中国中心的文学观所认同的生活经验或文学技巧形式，才能被人接受，因此不少新马写作人，从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今天，受困于模仿与学习某些五四新文学的经典作品。来自中心的真确性（authenticity）拒绝本土作家去寻找新题材、新形成，因此不少人被迫去写远离新马殖民地的生活经验。譬如当鲁迅的杂文被推崇，成为一种主导性写作潮流。写抒情感伤的散文，被看成一种堕落，即使在新马，也要骂林语堂的幽默与汪精卫，下面这一段有关鲁迅杂文的影响力便告诉我们中国中心文学观控制了文学生产：
杂文，这种鲁迅所一手创造的文艺匕首，已被我们的一般作者所普遍掌握；早期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鲁迅杂文的影响；而稍后出现的丘康、陈南、流冰……等人的杂文，更是深入地继承了鲁迅杂文的精神，而获得了高度成就的。不但是纯粹的杂文，即一般较有现实内容，较有思想骨力而又生动活泼的政论散文，也是多少采取了鲁迅杂文的批判精神和评判方式的。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理论批评二集》和《剧运特辑》中，有许多短小精悍的理论批评文章基本上都可以说是鲁迅式的杂文，因为鲁迅杂文的内容本来就是无限广阔，而在形式上又是多样化的。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中，则更有不少杂文的基本内容是和鲁迅杂文一脉相承的。那些被鲁迅所批判过，否定过的“阿Q性”学者、文人、帮闲艺术家等等，往往在一般杂文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广泛反映。例如：古月的〈关于徐志摩的死〉一文，是批判新月派文人的；丘康的〈关于批判幽默作风的说明〉，是驳斥林语堂之流的堕落文艺观的；丘康的〈说话和做人〉及陈南的〈党派关系〉，是对汪精卫辈的开火；田坚的〈用不着太息〉，是揭发“阿Q性”在新时代中的遗毒的；而丘康的〈论中国倾向作家的领导〉，则是批判田汉等行帮份子的。诸如此类，都可以和鲁迅作品互相印证。至于专论鲁迅，或引用鲁迅的话的文章，则以丘康、陈南、吴达、饶楚瑜、辜斧夫等人的作品为多。[9]
其实从年到今天，鲁迅的作品所建立的典范仍具有生命力，新马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曾经向他学习过。古远清在〈鲁迅精神在五十年代的马华文坛〉，说他读了《云里风文集》中十篇散文，他发现几乎每一篇，“都能感受到鲁迅精神的闪光”。他还说：“不能说没有模仿着鲁迅散文诗《野草》的痕迹，但他不愿用因袭代替创作，总是用自己的生活实践去获取新的感悟。”云里风的《狂奔》情节与人物设置使人联想起鲁迅的《过客》、《文明人与疯子》的文明人应借鉴过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聪明人，《未央草》灵感来自鲁迅的《影的告别》、《梦与现实》，以“我梦见我在”开始，很像鲁迅《死火》，不过根据古远清的分析，虽然梦境、韧性的战斗精神，对黑暗社会的意义、诗情和哲理相似，他还是可以感到一些作者改造与移植的痕迹。“云里风注意改造，移植鲁迅的作品，这一艺术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当然，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古远清很高兴看见中国文化的霸权在五十年代还继续发展，“可看出鲁迅精神在五十年代马华文坛如何发扬光大。”[0]
四、鲁迅基因改造：显性到隐性的反殖民基因到了年代以后，很明显的，尤其土生的一代新马作家，开始把激进派的鲁迅文学基因，如显性的反抗殖民基因，进行调整与修正，变成隐性的，使它能表达和承载新的新马殖民地的生活经验。譬如黄孟文、曾也鲁（吐虹）的作品所显示，继承五四文学传统与本土转型同时进行。他们开始创造所谓海外华语文学，而不是继续写中国五四文学，也不是要完成“个个是鲁迅”的模仿。新加坡的吐虹的《“美是大”阿Q正传》，作于年[]，模仿《阿Q正传》，讽刺曾担任南洋大学校长的林语堂（小说中叫凌雨唐）。孟毅（黄孟文）的《再见惠兰的时候》作于年，它跟鲁迅的《故乡》有许多艺术构思相似的地方。[2]林万菁在年写的《阿Q后传》，又是一篇《阿Q正传》的再创作。[3]
在上述作家之中，孟毅是一位继承鲁迅而又能创新与本土化的书写华文文学的小说家。因为鲁迅的小说承载住中国的文化本土经验，必须经过调整与修正，破除其规范性与正确性，才能表达与承载新马殖民地新的生活经验与思想感情。《再见惠兰的时候》在瓦解中国的经典（或鲁迅经典）与重建新马经典，成为新马后殖民文学演变的典范模式。这篇以马来亚经验所尝试创造的一种新文本，根据丽鹿（王岳山）的论文，《再见惠兰的时候》与鲁迅《故乡》[4]，具有主题共通性（悲伤儿时乡下玩伴的贫困遭遇）、情节的模式（回到离别很久的故乡，小时候朋友落魄，故乡落后贫穷）、故事人物的基因相似（我、母亲、乡土与我、母亲、惠兰对比）及四种表现手法（第一人称叙述法、倒叙手法、对比手法与反讽技巧）。孟毅虽然受到鲁迅的《故乡》的启示与影响，作者把旧中国荒芜落后的鲁迅式的农村全部瓦解，放弃他的中国情节，重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一个橡胶园农村及其移民，从题材、语言到感情都是马来亚橡胶园、矿场地区的特殊经验。小说中所呈现的因为英军与马共争夺马来亚统治权所引发的游击战而引发当地居民复杂的生活与思想情况，特别对当年英军宣布的紧急状态下集中营（新村）的无奈，都通过新马殖民地的产品表现出来。那些锌板屋、移殖区、甲巴拉、邦达布、水客、田鸡、香蕉、读红毛书本身就承载着新马人的新文化与感情。这边缘性产生的后殖民文本，终于把本土性的新马华华文文学建构起来。[5]
鲁迅的显性遗传基因在年代与年代南洋的反殖民反压迫的社会运动风潮过后，逐渐转为隐性，在黄孟文的小说〈再见惠兰的时候〉，最有代表性。他以相当自传性的故事，冷静地叙述他从马来西亚的乡下新利谷（隐射彭亨州的瓜拉立碑与文冬等地区），那是锡矿、橡胶、英军与马共战争，也是日军侵略留下最难忘殖民记忆的地方。“我”到南洋大学深造后（鲁迅到日本留学），在回去童年时代，遇到小时的同学惠兰的母亲提起才想起，以乡下旧同学的回忆叙述殖民社会的困苦贫穷的生活。这种第一人称，乡下的倒叙的回忆，加上马来西亚的现实性人物景物，从而解开小人物，小地方的“生命之谜”。我与惠兰生命双螺旋结构大数据，提供证明与鲁迅的小说的遗传血缘与黄孟文的小说的关系。解开他们小说人物的鲁迅遗传密码，双螺旋结构之谜，从而揭开鲁迅与东南亚小说中受贫病、愚昧、恶势各种压迫欺诈的小人物的生命共同体。
五、鲁迅文学遗传基因在东南亚非华裔的社会、文化、政治与文学：印尼的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鲁迅的文学遗传基因，无论在东南亚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还是作家的成长历程中都有其生命血缘的延续。甚至超越华人族群的华文文学，在其他族群的不同语文的文学中，也有其遗传基因。印尼华文文学著名的作家黄东平在〈一名与会者的心声〉中说，他坦承从事文学事业是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当年的左翼文学特别是鲁迅的影响。[6]他原来喜爱绘画、木刻，但因酷爱鲁迅而弃画从文。自五十年代以来，写作不断。著有《侨歌三部曲》：《七洲外》（年），《赤道线上》（年）《远离故乡的人们》（年）。[7]他曾经深情地怀念十大本的《鲁迅全集》。他说：“不知借阅了多少遍！一部崭新少有人借过的全集，竟给我看得有些破损了。”[8]但印尼在好几个时期，从荷兰殖民到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禁止华文文化的进口。鲁迅的影响很有局限。
近几十年来，非华裔的印尼人，也通过翻译，广泛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尼西亚文的文学创作，也跨领域进入社会改革运动。最典型的就是作为印度尼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AnantaToer,–）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推动鲁迅在印度尼西亚文学，甚至文化政治界的传播与影响。他对鲁迅的理解显然再次点燃了他自己对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的希望：[9]
每个作家都有责任，正是由于这个责任而产生了选择。鲁迅选择了遭受苦难的人民的一边……但是鲁迅不仅仅是选择，他还进行了斗争，使得他选择的对象不停留在文学作品上，使它成为现实。他是一位思想的现实主义者，行动的现实主义者。
这一思想与行动结合的理想为普拉穆迪亚找寻解决印度尼西亚社会文化问题的有效方法提供了最佳范例。普拉穆迪亚将鲁迅塑造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也是作为战士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父”。
鲁迅在东南亚各国，对当地的非华裔人民的接受，传播与社会、文学、文化、政治的影响，最具典型效应的正就是印尼作家普拉穆迪亚。他最足以说明鲁迅如何能够传奇性的跨越海外华裔，进入东南亚国家之内层，以特有的“东南亚鲁迅的文化遗产”，通过普拉穆迪亚的诠释，重新建构印尼的文学、文化、社会模式、甚至政治理想。[20]
普拉穆迪亚是现代印度尼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成就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因左倾而未得奖。生前就被安德生（BenedictAnderson）誉为“东南亚在世的最伟大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印尼左派文化与政治、有震撼性的影响，而且非常传奇。[2]
作为作家，普拉穆迪亚著作丰富，在长篇短篇小说、散文、杂文、政论、与历史，都有重要著作。其中《布鲁岛四部曲》长篇小说，四部曲《人世间》（ThisEarthofMankind）、《万国之子》（ChildofAllNations）、《足迹》（Footsteps）与《玻璃屋》（HouseofGlass)最著名。小说内容连贯又各成一体，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壮阔的场景，重现印度尼西亚民族在–98年间遭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欺压与掠夺、与人民抗争的历史。[22]四部曲的第一部《人世间》，集中书写主角明克（Minke），他是根据一位真实人物而塑造的小说人物，原是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年轻报人，敢于对抗欧洲人的霸权、优越感与偏见，也反对当地人守旧的文化。他就读荷兰在当地设立的荷兰人著名的外侨学校（HogereBurgerSchool），由于明克是本土印尼人，多数欧洲人子弟的同学很排挤他。他的岳母NyaiOntosoroh是印尼人，嫁给荷兰人殖民者当妾，又被人瞧不起，没有社会地位。明克与这位妾的女儿结婚，婚礼遵照当地的回教仪式，也不被荷兰人的法律所承认。他与岳母及妻子三人始终受到西方殖民社会的排斥与放逐。四部曲小说中的妇女，包括本土爪哇与华人妇女，他们在反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受到歧视与压迫，都是社会底层人物。
普拉穆迪亚的著作一如鲁迅的小说，人物事件与作者个人经验与土地有关，具有自传性，很注重爪哇本土人的故事，而他笔下的爪哇就是鲁迅的绍兴。他的小说人物继承了外来势力与旧文化是压迫与杀人的刽子手。印尼的荷兰殖民者及其本土代表取代了绍兴地主。普拉穆迪亚的小说，大多是以社会现实主义的手法，暴露社会黑暗面。写社会低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与遭遇。如《日军的少女慰安妇》（英文YoungVirginsintheMilitary’sGrip，印尼文PerawanRemajadalamCengkramanMiliter）写二战日军侵略占领印尼时，苏岛外的普如岛（Buru）岛上日军铁蹄下的印尼慰安妇的悲惨遭遇。《来自海边的女子》（TheGirlFromtheCoast）写她母亲的遭遇。他继承了鲁迅的文学基因，特别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menshangbao.com/xmsbys/115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