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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立民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年第4期
原文刊载于《历史档案》年第2期
海上丝绸之路（图源：网络）内容提要：目前学术界对明清海上丝路的研究，多 古代中国以闽、粤两省的主要城市为枢纽，从海路上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明清时期而言，因“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海上贸易多表现为以官方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事实上，除了官方朝贡贸易外，在“海上丝路”中还活跃着诸多民间的商贸往来，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那么，明清时期海上民间贸易有哪些表现形式？它们的贸易行为是否被纳入到了国家管理体系之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有几件重要的明清档案史料，本文以这些档案史料为依据，试探讨国家与社会在明清时期民间“海上丝绸之路”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民间海上贸易的多种形式
明清时期施行严厉的阶段性海禁政策，明初就禁止濒海居民私自出海。洪武二十七年()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入清之初，为进一步抑制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清廷亦制定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特别严禁运输粮食等货物，一旦被官查出，“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对于停泊靠岸的船只，“各该督抚镇俱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阻拦，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将商贸活动严格限制在由官方操纵的朝贡贸易体制内。所谓朝贡贸易体制，是指藩属国在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后，可以携带贡物来京觐见，皇帝亦会“回赐”贡使，并据其身份高低，给予不同等次的“抚赏”。但在官方朝贡贸易之外，明清时期还存在着诸多形式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
民间贸易的第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借贡兴贩”，即在官方允许的朝贡贸易期间，外国贡使等人员在民间私下进行的贸易活动。如日本的朝贡贸易，由设立在宁波的浙江市舶司掌管。日本使节先到宁波歇脚，等待明廷的许可，方许进京。在此期间，他们的随行人员如僧侣、商人等，也被官方所允许夹带货物，同中国商人私下贸易，“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这种贸易行为，即使是在入京的沿途中也广泛存在。日本卖给中国商人的大多是丝绵、棉布、药草、砂糖、瓷器、书画以及各种铜器、漆器等，而从中国购买的物品则主要是生丝及丝织物。康熙二十三年()规定：“外国贡船所带货物，停其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准其贸易，听所差部员照例收税。”贸易完成后，交易者不得久留内地，一并遣还，“贡船回国，带去货物，免其收税”。乾隆年间，因琉球国地处偏僻，物产无多，为勉其向化之诚，“凡贡船只，准带土产货物银两，在闽贸易，建设柔远驿馆，抚恤安置”。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明代，仇英，卷轴，绢本设色，纵44厘米，横50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政府也会特例准许一些民间正常的商贸活动，成为民间商贸的第二种形式。顺治二年()，清廷为解决国内铜斤短缺的困境，曾下令：“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关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供官用。”这是为解决国内物资所需而特许的民间商贸活动。此外，出于民生的考量，政府也会允许沿海一些居民出洋经商。雍正初年，福建福州、兴化、泉州、漳州、汀州五府地狭人稠，民生维艰，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请于厦门设立正口，准令商民开洋贩运茶叶、雨伞等物至暹罗等地，兑换燕窝、呢绒，“借贸易之盈余，以佐耕耘之不足”。
而民间贸易更多的，则属于走私贸易。沿海居民冒险与外国走私，多出于生计所需。茅元仪称：“贫民倚海为生，捕鱼贩盐乃其业也。然其利甚微，愚弱之人方恃乎此。其奸巧强梁者，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故耳。今既不通番，复并鱼盐之生理而欲绝之，此辈肯坐而待毙乎!”明嘉靖三年()，葡萄牙人在广东开辟贸易的企图落空后，开始转向东南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经营，在宁波双屿岛建立了与中国内地走私贸易的根据地。嘉靖八年，浙江市舶司被罢，日本来华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嘉靖二十七年，日本又在福建开辟了浯屿港、月港等走私贸易据点。日本商船也成为这里的常客：“日本原无商舶，商舶乃西洋原贡诸夷载货泊广东之私澳，官税而贸易之。既而皆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仓月港，浙人又导之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可与贡舶相混乎？”顺治十年，还发生了海商赴日本走私的事件。山东即墨海商黄之梁、杜得吾等人，“潜纠不逞之徒，各买绸绫毡布等货，挈附来相之舟，假道庙湾，售之倭国”，涉案的海商及水手有80余人。据此，当时走私的规模可略窥一斑。
明清时期“海上丝路”中的民间商贸往来，构成了明清时代世界海上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这种民间正常的海上经贸活动，是沿海地区的民生所需，也是对官方朝贡贸易的有益补充。
二、明清政府对民间海上贸易的管理机制
明清时期，政府在官方操控的朝贡贸易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中，都有专门负责管理朝贡事务的衙署。在中央机构中，礼部的主客司是明清时期负责朝贡的具体机关；会同馆(清朝改称会同四译馆)是负责接待贡使的机构。在地方，明朝还设有市舶司。嘉靖初年，在广东、福建、浙江设立市舶司，掌管海路以东日本、琉球等国的贸易。邓钟云：“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清代则改由地方督抚管理朝贡事务：“外裔入贡，由部复准，行文该督抚填给勘合，于该省同知、通判中委派一员，伴送来京。”由府衙中的同知、通判具体负责贡使来京事宜。可见，明清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朝贡贸易的基本行政管理体系。但是，与官方的朝贡贸易有所不同的是，对于民间的海上贸易活动，明清时期并未成立专门的国家机构予以直接管理，而是通过如下措施将国家的权力渗透至民间海外贸易之中：
《会同四译馆译语》（图源：故宫博物院藏）第一，官方兼管机制的建立。这主要针对的是“借贡兴贩”的民间贸易。贡使至京后，主要居住于会同馆，会同馆便成了监督“借贡兴贩”贸易的机构。据《大明会典》载：“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清代沿袭明朝政策，于乾隆十三年()将四译馆并入会同馆，改称会同四译馆，由礼部郎中兼馆事，同时，也负责监督贡使与官民的私下交易，“稽其出入、互市之事”，对违禁物品的查核也日趋严苛。据(光绪)《大清会典》载：“各国贡使附载方物，自出夫力，携至京城，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限期。贡船往来所带货物，俱停其征税。”
第二，综合调控手段的施行。在特许贸易中，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清廷还实行特殊的税收政策。乾隆帝规定：“朕轸念民艰，以米粮为民食根本，是以各关米税概行蠲免。其余货物，照例征收。”对于外洋海运米粮至内地者，“带米一万石以上者，着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不仅在税收上实行了优惠措施，还对米粮贸易进行了调控：“若民间米多，不需糴买，即着官为收买，以补常社等仓，或散给各标营兵粮之用。”
第三，与地方社会的协作。晚明时期的澳门夙有“东方第一商埠”之称，自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这里便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埠。然而，这些被称为“澳夷”的葡萄牙人，凭借高船火铳，勾结粤东商人，常常运载违禁之物，由此也引发了外洋海寇勒索盐船、奸民接济粮食、窝藏赃物等社会问题。为此，明政府采取“严乡保之治”的措施，“不严乡保，则踪迹不可得”。又通过采取乡保间的互相监督，以杜窝藏之弊，“官司不知而乡保知之，间有一乡一保皆为盗者，则邻乡邻保必知之”。国家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在客观上也增强了地方社会的治理能力。雍正年间，清廷还在闽、粤等省设立了“商总制度”。当时，在民间的海外贸易中，一些市侩之徒往往以身试法，贩卖违禁货物，“既有违于国宪，亦不利于远人”。为杜绝此类弊端，雍正六年()，清廷设立了“商总制度”。据各商保举殷实老练之人为总商，每人取具各洋商十家连环互结，分交省府存案。凡有出洋商船，须取同出洋商人三名连环互结，写明船只字号、所带货物数目、船手年貌、籍贯、姓名等一并造册，由总商加具保状，交付地方官详明，经督抚批准，行知各海关，方准出洋。出洋前，总商还要亲自到船验看船只是否有夹带违禁军器等，准令同保之人检举，“总商报官，严拿究治”。商总制度的设立，是政府利用社会力量管理民间贸易的有益尝试。
第四，严法禁止。明代对走私贸易多以“谕旨”等形式下达，并在政策层面加以控制，清代则在此基础上又引入了法律的机制。顺治三年，清廷颁布了“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走私贸易成了一种犯罪行为，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明清时期，对民间海外贸易虽然未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但通过政策的调控与法律的约束以及与地方社会的协作等方式，进一步掌控了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国家权力在民间海上丝路中的渗透，也体现了明清时期国家通过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有效互动，形成了对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网络。
三、民间商人的利益诉求及其上达
明清时期作为沿海省份的地方政府，在民间海外贸易中不仅仅扮演了管理的角色，还成为在商人与国家之间协调各自利益关系的媒介。
茶叶是福建福州、兴化、泉州、漳州、汀州等府的特产。雍正年间，为解决五府民食不敷的窘境，清廷议准于厦门设立正口，允许五地商民通过海路贩卖茶叶至暹罗等国，以充税课。闽省茶叶除了行销东南亚地区外，还一向贩卖至广东。从闽至粤的茶叶贸易，原本由内河承载，但因脚费渐昂，一些闽商逐渐改由海运。两广总督蒋攸铦恐奸商串通海盗，私相售卖，奏请禁止海运，奉旨曰：“着福建、安徽及经由入粤之浙江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此令一出，影响却波及了原本经海路贩运至暹罗的茶商。当时福州等五府经海运贩茶至暹罗等地的商船已出发在即，却迟迟未能得到厦门关口的验放通知。
每年经海路销往暹罗等地的茶叶是该地区海外贸易的大宗，一旦禁止海运，不仅不能及时兑换燕窝、呢绒等必需的生活物品，而且由于利润的锐减，洋行等机构亦在存亡之际。故地方商人便派厦门洋船户蒋元亨为代表，向闽海关衙门呈明其利益诉求，“呈恳移饬泛口，照旧验放”。
粤海关衙门接到蒋元亨诉求后，先上呈至福建布政使司。福建布政使司对蒋元亨的诉求进行了初步查核：“厦门洋船向与各夷互相交易，查核从前验报货物，皆系首列茶叶，次及粗磁、雨伞、烟丝等物，可见洋船全以茶叶为重，自应准其照常贩运。”再上呈给闽浙总督。闽浙总督衙门接到福建布政使的意见后，先是查核了两广总督蒋攸铦的原奏，肯定了福建布政使司的裁断，又进而从两个方面评估了禁止海运茶叶的危害：一是从朝贡贸易的角度看，暹罗等国入贡有年，且态度一向恭顺，若将茶叶禁运，“在外夷生命有关，骤见禁止，势必心生疑惧”，进而会影响到清廷与东南亚地区正常的朝贡贸易秩序；二是从地方社会利益出发，认为如果洋船停运，所雇佣的大量舵工水手也就成了无业游民，他们失业后，“无业穷民，转致无从约束”，会对地方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隐患。闽浙总督再据此上疏，“请查照旧例，准其装运出洋”，并恭请皇帝最终裁定。
从以上行政流程来看，民间商人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是基本畅通的。但作为代表国家的地方督抚，其执政的出发点，却并不是仅仅以满足商人的利益诉求为目的，而是更多地考量了这一事件对国家贸易秩序与地方社会治理的影响。这种国家、地方、社会之间所形成的有效的协调机制，也为民间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常开展提供了保障。
尽管明清时期在外交政策上实行了严厉的阶段性“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上贸易活动并未因此而中断。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民间商贸活动，成为官方朝贡贸易的有益补充，也是世界海上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政府虽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掌管民间海外贸易的机构，但通过政策调控与法律约束等方式，引入了社会的力量，加强了对民间海上贸易行为的管理，因而在民间的海外贸易领域并未形成“权力的真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国家与商人的利益协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媒介作用，保障了民间商贸活动的正常秩序。
（作者：李立民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辑：老胡校审：水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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