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燕菁作者简介：赵燕菁，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加迪夫大学博士。
圣诞节给尤沃特（EwartParkinson）发了一个电子贺卡，没回。春节，换了一个地址，再发，这次回信了。他告诉我，去年一年都没怎么出去。先是一月份心脏不适住院，紧接着，收拾花园时，伤了脊椎，医院。这使我突然意识到，尤沃特真的老了。可不是吗，年，当他已经成为南哥拉摩根郡规划局长（directorofenvironmentandplanningatSouthGlamorganCountyCouncil）时，我还要6年才开始上大学。而年，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城市的规划局局长。
一
最早见到帕金森先生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他带了一个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访问团到中国交流。那时，中国规划界对外交流还不多，英国规划师学会前主席（Presidentfrom-6oftheRoyalTownPlanningInstitute）来到中规院，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在楼道里遇见他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不过我那时还是一个毕业没几年的学生，他肯定不会对我有什么印象。
我最初对帕金森先生的了解，大多是通过我的老领导夏宗玕。
刚到中规院，被分到业务室（也就是后来的科技处）。老夏（当时不兴称呼官衔，多大的领导，大家都这么称呼。比如周干峙先生，院里大大小小都称他老周）是业务室主任，一直到当副院长，她都是规划学会的秘书长。当时业务室还有一部分人由老夏、洪怡三和徐华东三位女将带领搞科研（主要是小城镇研究），有幸参加的主要是北大、同济和南大的毕业生。大概是因为研究能力较差，我和几个重建工、西北建工的毕业生被分配从事行政管理，包括协助学会组织工作。
那时，中国在世界规划界没有什么影响，国外学术圈对中国问题兴趣寥寥，甚至近在咫尺的香港，也没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城市问题。除陈占祥、吴良镛等少数前辈，国内大部分学术领袖也多是受苏联影响。英国是少数几个和中国规划界有密切联系的西方国家。帕金森先生回国后，安排了最初的几次中国规划师访问英国，也就是从那时起，多次听老夏说起帕金森先生。那时出访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出去过的人都神奇的不得了，每次出访回来，只是拉洋片（放幻灯片）都会引来大量围观。
但在国外，其实远没有现在条件这么好。听老夏说，由于语言、经费的原因，很多访问活动受到限制。为了安排代表团的活动，帕金森先生付出了大量精力，争取到了英国有关部门的资助。帕金森先生甚至自己出钱，请代表团吃饭（年，我正巧在WSAtkins工作。当时我就亲自帮助过帕金森先生在家里接待中规院罗成章书记一行十几个人）。现在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却是非常大的支持。要知道当时中国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影响力，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比不上印度(我个人的感觉，大约比现在的朝鲜强点儿)。
二
直接和帕金森先生接触，是在年。作为中规院和WSAtkins交流的一部分，我被派到伦敦（Epsom）WSAtkins总部工作。按照计划，我还要在WSAtkins的Cambridge和Cardiff分部各待一个月。当时，已经退休的帕金森先生正在WSAtkins的Cardiff分部帮忙（当时，Cardiff分部负责规划的GeoffWebber是他的老朋友）。
老夏托我给帕金森带去一个礼物，礼物是一块玉，帕金森先生很喜欢。由于说明是中文写的，他要我帮忙译成英文。洋人其实不懂得收藏玉，帕金森先生之所以非常高兴，我想是因为这礼物是来自中国，在那里，老朋友们没有因为他退休而忘了他。他还特意让我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打印成名片。那时，英国规划界对中国还非常陌生，我感到，帕金森先生对他与中国的这段特殊关系非常自豪。
也许是怕我孤独，他和Geoff常请我去他们家里或中餐馆吃饭。我一方面借机打打牙祭，一方面练练外语。为了让我多了解英国的规划制度，他们不时会带我去参加一些田野调查和投标工作。记得一次跟帕金森先生调研一条老街，房东显然知道他曾是规划局高官，就指着一个老旧的窗户说，能否帮他到规划局说说情，允许他换一个新的。我大吃一惊，要在中国，别说这么个破窗户，就连房子都会给翻盖了，还问什么规划局！这是我第一次领教英国老建筑保护的严厉。
三
帕金森知道我在中规院当厦门分院的院长后，就提议说，要不要见一下Cardiff的市长。因为Cardiff是厦门的姐妹城市（当时Cardiff在全球大约有5个这样sistercity，名字都刻在市中心Queenstreet的一个柱子上），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我想，我这么个小人物要见市长哪儿那么容易，不妨试一下吧。没想到，帕金森先生当场拿起电话就给市长打过去，市长也很痛快，很快时间就敲定了，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见市长那天，帕金森先生亲自陪我去。这是我第一次进到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本以为是随便见见，礼节性地握握手，没想到市长早已披挂好绶带、勋章，在那里等我，一起的还有当地两家大报的记者。我暗暗叫苦，后悔是否有点搞大了，到了这个份上，打退堂鼓是不可能了，只能硬着头皮进去。
双方坐定，寒暄几句，市长就说，“今后中国如果开放了，你们就可以常来Cardiff”。我一听，就知道他一定以为中国是一个很不自由的国家，就回了一句，“其实，不是中国不开放，而是英国不开放。我们护照很好拿，可你们的签证很麻烦”，市长听我这么一说反而来了兴趣。见状，我乘机抱怨说：“即使在厦门的姐妹城市Cardiff也是如此，你市长有所不知，我们中国学生要想延长签证，必须去伦敦，而其他国家在Cardiff就可以延了。而享受这一‘特殊待遇’的，除了中国，只有利比亚。利比亚炸了你们的飞机，这可以理解，我们中国在哪里得罪英国了？”市长惊讶地告诉我，他真的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情况。
按计划，照完相后，握手，仪式就结束了。市长大人却忽然来了兴趣，当时，中国正和彭定康在香港较劲，于是，就问我，你对香港直通车问题怎么看，我一听，坏了，他肯定是想知道，彭定康在香港搞民主好事呀，中国为什么反对。我的那点英语，哪能对付这么复杂的问题。我看在一旁的帕金森先生也有点着急，不过也帮不上我。我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其实，这和民主没有太大关系。打个比方说，你借了我一个风筝，现在要还给我了，你把手里的线一松，指着天上的风筝说，你瞧，还给你了，我当然会不高兴。民主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你这么长时间不搞，要还给中国了，才想搞？恐怕还是不太想把香港完整地还给中国吧。”
我也不知道市长是同意还是反对，不过我的答案肯定让他感到新鲜。那天见面时间，大大超过预定，临走，市长还专门请我在一个大本子上签字。送我回来的路上，帕金森先生很高兴，他对我说，他不久前去俄罗斯，见到苏联时的老朋友。解体后，俄罗斯非常混乱，贫富差距很大，经济一落千丈，中国千万不要学苏联，这使我很惊讶。
当时苏联刚刚解体，西方舆论一片欢呼，都盼着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混乱能蔓延到中国。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都猜测，一向低调的港英政府居然敢跟中国大陆叫板，乃是押宝共产党政权熬不到“97”。到英国这么长时间，周围一水的英国人，像帕金森先生这样旗帜鲜明的“另类”观点，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第二天，会见市长的照片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在头版。同事剪下来，贴到公司的墙上。既然是姐妹城市，我也把消息传回厦门，还写了一封信，报告洪永世市长。《厦门商报》也发了消息。这算是帕金森先生在英国期间，帮我安排的一个小插曲。
说到厦门和Cardiff的姐妹关系，帕金森先生甚至比我还在意。年，我去Cardiff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帕金森还专门安排我和Cardiff郡的高官（Mr.PaulOrders,aCorporateDirectorofCardiffCountyCouncil）见面，看看在厦门和Cardiff两个姐妹城市间能做些什么。有一次到厦门，专门陪帕金森先生到鼓浪屿上待了一天。帕金森先生赞不绝口，极力鼓动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时，全中国也没有几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去年鼓浪屿正式开始申遗工作，使我不禁感叹帕金森先生的眼光。不久前，他听说厦门现在缺少好的设计师，又帮我在英国介绍设计师。
帕金森先生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且每次非常认真，认真到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这种单向的给予，一直让我备感压力，甚至负疚（feelguilty）。
四
年，我调回北京总院任理论名城所所长，当时所里效益差、人员少，难以承接有影响的大项目。为此，除了在院里率先吸收大学高年级实习，并建立外聘辅助绘图员（只有高中或技校学历，相当于规划院的“农民工”）制度外，我开始打外国专家的主意。按照当时项目的负担能力，外国公司太贵，只能请非在职的专家帮助咨询。开始，想找前苏联解体后失去工作的专家，因为中规院有不少留苏专家，在那边有不少联系，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语言、年龄等等）不了了之。
但是，英国这边倒是有不少进展。帕金森先生和WSAtkins的Geoff Webber等，都被我请来过，或作为顾问，或参加评审，或出席会议，甚至作为项目一员。比如在漳州规划、三亚规划，都有他们的参与。当时，外国人参与中国规划的还不多。发达国家专家的参与，一方面弥补了项目组技术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赢得了甲方更多的技术信任。后一点，对于以咨询为核心的规划而言极为重要。
帕金森先生的身份和水平，做这项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所到之处，他都受到了当地领导极大的尊重。20世纪90年代末，广东省决定用三年时间，把全省的市、县一把手约人，全在“城市规划和管理培训班”上培训一遍。帕金森先生和伦敦大学规划系教授马丁林，乃是年首期培训班时给市长们上课的国外专家（那一次，我也有幸作为国内专家，给这个班讲过一课）。
年10月24日，帕金森先生应邀给三亚市规划局做了规划专题讲课。讲座中，他特别提到了步行系统的重要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指出：“在一个花园城市里要步行，因此在城市里需要很多步行空间来形成网络。欧洲过去给机动车过多的空间，而对步行系统不重视，是个失误。”这和当下广东正在大力推进的“绿道”建设不谋而合，只是帕金森先生的建议足足早了十年。
我到厦门之后，也立刻开始编制步行系统规划，最近厦门正在建设的“老铁路步行走廊”就是规划局提出并被市长采纳的。春节前，试验段刚完工，就得到媒体的连续 帕金森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甚至不亚于对自己国家文化的热爱，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多见。他曾亲口告诉我，Cardiff郡政府大厦建设时，他就要求设计师从中国的“塔”中汲取灵感。有机会到那里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那栋Cardiff标志性建筑的确与中国的风格有相当的神似。
年，帕金森先生被三亚市政府聘为城市规划顾问（另外三个顾问分别是吴良镛、周干峙和中规院的总规划师王景慧）。在给三亚市副处以上干部办的一次讲座行将结束时，他充满深情的说：“最后一点，就是作为国外人来这里是欣赏你们的，来看你们的古老的文化、哲学、亚热带美好的环境，如果你们三亚只是跟随着欧美一些城市，重复走过他们的道路，建得一模一样，我们就不会来这里了。”
建设部前总规划师陈为邦先生，曾回忆帕金森先生30年前对中国规划师建筑师们的一段话：“在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城镇正趋向同一种模样，这是很遗憾的。我希望你们研究中国的文化、城市真正原有的特色，并保护、改善和提高它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太珍贵了！不能允许它们被西方来的这些虚假的、肤浅的、标准化的概念所淹没。我确信，你们遭到了这种威胁，你们要用全部智慧、决心和洞察力去抵抗它。”
这句话之所以在网上广泛流传，至今被同行反复引用，我想，不仅是因为这是来自一个著名学者纯技术性的建议，更是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外国老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五
年，我被Cardiff大学录取。作为part-time博士候选人，按照要求，每年要去学校至少1个月。年正式注册入学。年本来要继续学习，机票和住宿都安排好了，临出发前，儿子要早产，只好退了机票，赶回福建。不久，调回总院，阴差阳错，连续几年都没能按照规定到校，作业也没有任何进展。
学校忍无可忍，暂停（suspended）了我的学籍。为了挽救这一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四处求援，当时伦敦大学学院的PeterHall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RalphGakenheimer教授和帕金森先生，都曾去信学校帮我求情。后来，导师（ChrisWebster）见到我，奇怪地问，你怎么找到这些大人物的？其中，他提到，我要特别感谢帕金森先生，为了我的事，他特地找到他，当面力保我的能力，绝对值得他保留学籍。年，中规院送我去英国继续博士学习。我很顺利从part-time博士候选人直接转为full-time博士候选人，这和几位大腕，特别是帕金森先生的力挺不无关系。
年，我在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Center）进修时，和Hawaii大学一帮中国学生住在学校的宿舍，几个月下来，对美国的印象基本上是浮光掠影，语言也没有什么长进。这次，为了有一个逼真的语言环境，也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了解英国社会，我决心寄住在（lodge）英国人家里。帕金森先生知道后，非常赞成，马上在网上帮我联系，结果我人还没到Cardiff，就顺利找到两家非常好的房东。
年那次来Cardiff，我以前中规院的同事周昇也在那里留学，为了省钱，他空出一个房间让我和他挤在一起住，住地离学校很近，在Riverside，一个印巴人聚居区，可以走着去学校。这次不同，帕金森先生给我找的第一个房东，家在Cardiff著名的海滨小镇Penarth。小镇风景如画，傍海而筑，恬静安详，是当地有名的富人区。清晨的阳光，穿过窗外的大树，就像是童话世界一般。这里离学校较远，到城里要坐一段火车。第二个房东，家紧邻一个高尔夫球场，旁边一条清澈的小溪潺潺流过，特别是那条叫Buffy的白色大狗，每天都在等我回去给他“放风”。多年以后，我觉得这一经历甚至比在大学学习本身收获还大，一直到现在，我和房东还经常联系。
帕金森先生知道我的外语不好，一次在他家吃饭，他郑重提出我论文写好后，可以帮我润色（polish）。要知道，十几万字的论文，看下来都很吃力，更不要说修改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的毕业论文，都要花大把银子请本地人润色。帕金森先生这么大年纪，以他的身份，愿意帮我这个晚辈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实在让我非常意外和不安。
虽然最后是我的导师Chris亲自帮我校阅的英文（他觉得别人会不理解我那些相当偏离规划专业的讨论），但我依然对帕金森先生心存感激。
六
年9月21至23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50周年庆典在广州市举行。中国规划行业的头面人物悉数到场。包括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副部长仇保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理事长赵宝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晓丽，城乡规划司司长唐凯，科技司司长赖明，广东省副省长钟阳胜、建设厅厅长劳应勋，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广宁、副市长凌伟宪等，可谓冠盖云集，名流荟萃，与当时帕金森先生刚到中国时的规划行业可谓云泥之别。
不仅如此，国际上规划行业上有点头脸的大腕也悉数到会，这在十年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据说以前PeterHall哪怕到了香港，都不屑踏入中国一步。我、年一到英国，就发现西方学术界根本对中国不关心，大学也极少有人做中国的课题。仿佛中国是另一个世界。
这次会议，第一次表彰了对中国城市规划做出过杰出贡献的9位专家（吴良镛、侯仁之、李德华、曹洪涛、郑孝燮、储传亨、赵士修、宋春华和胡序威），但对于那些曾经关心、帮助过中国规划事业的外国专家，几乎没有提及，这使我感到一丝遗憾。中华民族是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对于帮助过我们，特别是在困难时、贫穷时帮助过我们的人，不应当这么快就遗忘。
公平地讲，同PeterHall,JohnFriedmann等大师相比，帕金森先生缺少等身的著作，没有独创的理论，他的贡献主要是基于早期在Cardiff旧城复兴中的成功实践。虽然20世纪70年代曾贵为影响力巨大的皇家规划师学会主席，并在年10月成为当时史上第二个被授予学会终身成就奖的规划师（onlythesecondrecipientoftheinstitutesLifetimeAchievementAward），其影响仍主要局限在欧洲。
但对于中国城市规划师而言，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帮助长期与西方隔绝的中国规划师，架起了一座通向现代规划思想的桥梁。尽管这座桥梁现在看来并不像恢弘的地标建筑那样容易被路过的人记得，但其历史作用，不应被今天的中国规划师忘记。
七
这使我想起另一位在中国地位十分低微时就一直关心中国的老人——经济学家科斯（RonaldH.Coase）。由于制度差异，一般西方学者很容易对中国抱有天生的偏见。但作为制度经济学鼻祖的科斯，却和帕金森先生一样，对中国与众不同的制度实践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早在年，科斯就在给盛洪的信中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影响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重大，甚至认为，为中国而奋斗，就是为世界而奋斗（“ThestruggleforChinaisthestrugglefortheworld”）。
年12月28至29日期间，他的中国助手王宁，在芝加哥对科斯教授进行了采访。科斯再次强调：“我认为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产权系统，至于其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并不重要”。他甚至认为“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一生从未来过中国的科斯教授，通过科斯基金会组织并资助了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并自费邀请中国的经济学者、民营企业家及地方政府官员赴会。在会议的最后，98岁高龄的科斯说到“我即将长眠”，现场已经有人热泪盈眶，当科斯深情地说出“祝福你们，感谢你们”时，全场自动起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向这位热爱中国的老人致敬。
每当看到这感人的一节，我就会想到帕金森先生。这种发自内心对中国的热爱，实在要比很多中国人自己都要来得深沉。春节时，我给尤沃特去信，告诉他中国这几年变化。在信最后，我写到：“在我心里，您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朋友——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YouarenotonlyafriendofChinese--youareoneofus）。”帕金森回信说：“你最后这句话让Pat和我非常感动，我们一直以能亲眼目睹中国过去30年的伟大进步，作为一个殊荣（BothPatandIareverytouchedindeedbyyourlastsentence.BeingabletoseethegreatandthegoodchangesinChinaoverthelastthirtyyearshasbeenagreatprivilege.）”
联想到经济学者对科斯的尊崇，我忽然感到，不仅是帕金森先生，对于所有在困难时，倾尽全力，无私帮助过中国规划事业的朋友们，我们中国规划师似乎欠他们一个最后的致敬。这篇短文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依然希望尽我所能，使他们的名字不被忘记。虽然他们不少已人近暮年，但他们不应该默默地老去。
（原文载于《北京规划建设》年02期。责任编辑：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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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规小舟敬天爱人，利他之心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