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今天,股票是很多中国人投资理财的重要渠道。然而,25年前的年,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市时,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许多人并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那时,在厦门甚至还发生过一次股票风波。那场风波,惊动了国务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为此专程来厦门调查,之后还被《人民日报》登报批评,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结局又如何?我们专访了时任厦门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郑金沐同志。
(郑金沐同志)
股票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洋务运动时期。当时中国出现了一批官办与官商合办的股份制企业。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中国最早的股票。年,中国北洋政府颁布证券交易所法,年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到抗日战争前,上市股票已达百余种。
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把股份制作为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予以排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们对股份制的性质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冲破那种认定股份制只姓“资”不姓“社”的思想禁锢,股票市场再次应运而生。年,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新股发行还处于摸索阶段。在沪深两地,出现了一种新事物——“新股认购抽签表”,股民通过购买抽签表,可获得申购新股的权利。
股票认购申请表(正面)
股票认购申请表(背面)
深沪掀起股市狂潮厦门率先全省向社会
公开发行股票
改革开放初期,厦门同全国一样,实行国有企业租赁、承包、税利分流等改革,取得很大成绩。但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没有达到,国有企业还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产生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有企业经营承包制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问题。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经济的生产和经营者,就必须推动国有企业由经营承包制向产权股份制过渡,通过实行产权股份制,真正实现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分离,从而使国有企业充分享有经营自主权。但当时认识上有局限,厦门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一直都很难推开。
早在年,国务院85号文件就明确,厦门经济特区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国外借款和发行债券、股票,为建设项目筹集资金,可以试办债、股票的现货交易业务。然而,由于当时企业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更不懂得怎么操作,直到年,上海、深圳掀起股市狂潮,厦门才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选择了几家大企业作为第一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同时,我接受《厦门日报》记者采访,以“厦门股份制试点箭已在上弦”为题,就厦门股份制试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发表谈话,本意是为了促进大家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没想到引起了反弹。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审视一下各国工业化的足迹,可以看到股份制度在它问世至今的多年风风雨雨中已被证明是一种能充分反映社会大生产客观需要的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很快,市社科联秘书长就挂电话过来,转告厦大四位老教授的不同看法,并说要不是看在郑金沐为人厚道的份上,就要在报纸上批判他。
邓小平南巡为股份制正名厦门挑选4家股份制企业
先行先试
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这个讲话为股份制正了名,厦门才真正动了起来。这时,原先计划试点的5大企业又打了退堂鼓。原因是,有些企业的领导担心实行股份制后会失去权力,有些市领导也担心影响财政收入。为了消除企业疑虑,我们还特地请中央党校王珏教授到市国贸公司做工作,王教授说:“送给你们一部印钞票的设备,为什么不要?”
由于企业内部意见不一,只好作罢,另选4家中小企业(厦门汽车、国贸泰达、海洋渔业、龙舟实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试点材料由我委副主任陆建新同志亲自送给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司,陆建新回来对我说:“司长说20天内没有收到否决就算同意。”等到第26天时,刚好有个兄弟城市的领导来厦考察,他说:“我们不是试点城市都发了,你们还不敢发。”我们一听,心里更急了,感到很没面子。市股份制领导小组认为既然央行司长这么说,就不再等了,决定年6月21日发售认购表。
每个身份证购5张认购表6小时40万张被抢购一空我们利用小学场地发售认购表,由市公安机关帮忙维持秩序。6月20日上午,股民开始自带钢丝床、小板凳、旧报纸等准备通宵达旦等候,场面非常壮观。当时有不少人从上海、深圳、广州等地来厦买股票,厦门人起初还闹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被外地人雇去排队。
年发行股票的情景(一):槟郎小学挤满排队的人
6月21日上午7时,全市26个售票点开始发售认购表,6个小时后,40万张认购表抢购一空。据有关部门粗略统计,排队认购的人数超过十万人。但秩序良好,没有出什么乱子。认购表参照外地的做法,每位市民凭居民身份证可购五张,每张认购表收工本费5元。
年发行股票的情景(二):通宵达旦排队
朱镕基副总理亲自来厦调查虽被《人民日报》批评却推动了全省股份制改革发售的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金建栋司长就挂电话给市人行行长,说国务院领导已经知道厦门发行股票,要批评,你们赶快上来汇报。我和李秀记副市长、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柯贤琪副行长当天下午就赶去北京。当晚,冒雨去金司长家,才知道是香港《明报》批评厦门发售认购表卖钱,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黎同志把这条报道向朱镕基副总理作了汇报,朱副总理要刘副秘书长查厦门是不是试点城市,有没有经过批准,中国人民银行金司长向刘副秘书长报告说:“早在年国务院就批转厦门可以发行股票,但这次没有批准就发了。”刘副秘书长说:“那也要与重庆、武汉、沈阳、鞍山市一起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评,这几个城市不是试点城市,也是没有经过批准就发行股票的。”当时,我很不服气,第二天就去国家体改委汇报,洪虎副主任接见我,洪副主任任说:“陈锦华主任说不应该批评厦门……”
还没有谈完,国务院就来电话说,有人写信给李鹏总理,说厦门50万人排队买认购表,踩死两个人,要国家体改委楼继伟司长和中国人民银行金建栋司长陪朱镕基副总理去厦门处理这件事。我跟洪副主任说:“绝对没有踩死人。”那天下午,我与朱副总理坐同一班机赶回厦门。楼司长看我也在机上,特地过来问我有没有踩死人。我说那天发售认购表时秩序良好,确实没有踩死人,他说没踩死人就不怕。楼司长和金司长分别到四家试点企业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厦门市四家企业发行股票还挺规范的,秩序也很好,没有发生踩死人的事情,只是发行股票的企业比较小。后来朱镕基副总理没再批评我们,直到9月22日才按原计划摇签认购交缴股款。筹集资金万元。
年发行股票的情景(三):厦门证券公司门口排长队
若说此事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发行股票的时机没有把握好,当时刚好全国一些城市都想发行股票,有点控制不住,中央正要“杀鸡儆猴”,却被我们撞上。这次发行股票虽然被登报批评,但值得,它推动了全省股份制的改革,它让厦门人认识了股票,企业从不愿上市到争着上市,促进了厦门市资本市场的发育和成熟,对我市经济建设和企业改革起到积极作用。截至到年底,厦门的上市公司有31家,市值达.5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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