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的理论基础
案例1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案例呈现：
“一国两制”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创造性构想，首先是从探索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内政问题。为了谋求这一问题及早解决，早在50年代我党和政府就提了“第三次国共和合作”、“和平解决问题”的设想。6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一纲四目”的政策。“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台湾领导人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部分，由中央拨付；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我们的这些积极主张和设想，未能付诸实践。
70年代初到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年，中美两国签署了《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年10月我国结束了长达年的“文化大革命”。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缓和，为我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时机。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结束两岸分裂状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设想和主张。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具体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方针。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邓小平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它那个制度。关于“一国两制”的概念,正是从这时(第一次)开始正式使用的。
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指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法解决。同年12月，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可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规定。这就为实现“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法律依据。年后，邓小平又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更具体深入的阐述，使这一科学的构想进一步具体化。年5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获得大会通过。这样“一国两制”就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率的基本国策。
年6月，邓小平接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年4月，中国和葡萄牙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根据宪法规定，设立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一国两制”构想的进一步发展。
年6月30香港回归，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这样“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由理论变为现实。它们的回归，是中国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和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标志着“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获得圆满成功。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对于振奋民族精神,进一步推动祖国统一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李世伟：《论“一国两制”的文化渊源与形成和发展》，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年第4期；黄春英：《“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载《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第2期。）
案例思考：
（1）如何正确认识“一国两制”构想的战略意义？
（2）为什么说“一国两制”是各方面都容易接受的、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最佳方式？
案例点评：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反映了时代的特点，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各个地区的和平、安定、经济繁荣，已成为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一个国家内部社会制度的不同的地区，由于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可以消除隔阂，和睦共处，实现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创造性地提出统一祖国后,香港、澳门、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主体则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这一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具有非常不同内容的新思维、新观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是当今世界最富想象力和最具时代特征的全新的政治思想之一。它是指导我们完成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的重要的理论基石。
案例2香港回归的唇枪舌剑
案例呈现：坐在古色古香、明静雅致的会客厅里，与笔者舒心交谈的就是当年指挥若定、折冲樽俎的著名外交家周南。交谈中，他一再强调：“其实，当年谈判的总指挥是小平同志，我们都是他麾下的战士。”
笑谈“钢铁公司”与“铁娘子”的对决
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周南说，她的算盘不是将香港交还中国，而是要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3个旧的不平等条约，即名义上将香港主权交给中国，换取中国同意英国继续长期统治香港，也就是“以主权换治权”。“但这位铁娘子碰到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被毛主席封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因此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势必上演。
面对咄咄逼人的“铁娘子”，邓小平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应该明确肯定：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中国在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当天晚上，回到钓鱼台的撒切尔夫人跟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说，邓小平“这个人那场谈话，实在太厉害了，太不讲情面了。她用的英文是说Cruel，就是‘残酷无情’的意思”。
采访中，周南说：“但要说这次谈判一点成果也没有，是不对的。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中英香港谈判大门。”
领衔中国代表团参与谈判
年1月25日至26日，中英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第8轮会谈。此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易人，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接替姚广出任代表团团长；英方由4个月前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柯利达出任代表团团长。周南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中英香港问题从第8轮到第22轮的谈判，并且参与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作为一个亲历者，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其实真正的首席谈判代表，不是别人，应是小平同志。”
在年后香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上，双方代表发生了争论。中国的立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在中央政府直辖下实行高度自治。而英国则想把“直辖中央政府”几个字删去，把“高度自治”改成“最大程度自治权”。
周南回忆说，争取年后香港的“最大程度的自治”，是英国深谋远虑的一招，旨在尽可能保持英国对香港的长远影响，只不过借助最大程度的自治，即借助特区政府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这个间接形式，以削弱乃至割断中央与香港的联系，使回归后的香港实际上变成某种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招数都被小平同志识破，并一一加以批驳。小平同志指示我们：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于是，中方代表坚决拒绝了“最大程度自治”之类的要求。英方无奈，只得退缩回去。
英国大使在周南面前讨个没趣
在邓小平看来，香港回归后，将在这颗“东方明珠”上空飘扬的不仅是鲜艳的五星红旗，而且也有雄伟的八一军旗。这两面旗帜是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象征，缺一不可。邓小平利用接见香港记者的机会讲：“有人讲中国在香港可以不驻军，这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我们不驻军怎么能体现主权？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邓小平震怒了！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跑到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周南。他当时神经很紧张地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香港人也很不安，我们英国人在港驻军是因为离香港远，你们离得近，就不要驻军了……”周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英大使进行了驳斥说：“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不要另外打算盘！”伊文思讨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在小平同志公开发火之后，英方态度才暂时有了收敛。”周南感叹，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5月30日、31日的第15轮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坚持反对中国方面“九七”之后行使驻军权。但是，英方提出希望在拟定协议正文和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时加上“驻军主要目的和任务限于对付外来威胁”。中方表示不能同意，最后达成的协议为：“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驻军军费则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没有周南就会像“没有茅台酒的宴会”
在收回香港、“九七”后安排等两项议题解决以后，过渡时期的安排问题又出现了僵局。为了保证平稳，周南等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提出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以处理涉及过渡时期和跨越“九七”的重大问题。“英方一看，大吃一惊，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周南说，谈了好几轮都未有所突破。
当时，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始终注视着中英会谈的进展情况，邓小平一再指示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和让步，但中英会谈也不能触礁，要想办法绕过去。邓小平在北戴河同吴学谦、周南谈话时指出：“要把基本法制定的时间提前，不迟于年，最好更早一点，不要等到年才公布。这不但有利于稳定香港局势，而且有利于中方参与，因为英方说过，基本法公布后英中将加强非常密切的合作。”
7月28日中午，英方接到周南的一个提议。周南对柯利达说，中国认为香港问题谈判已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中方将作出最后的重要决定。为与英方在9月达成协议，中国准备对主要争议问题作出妥协，特别准备接受当时英方关于限制联合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等多数要求。但如果英国外交大臣不准备在此时此地利用这个机会，那么中国就会撤回妥协的考虑，谈判将实际上结束了。在钓鱼台国宾馆，英方紧急研究周南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柯利达认为，这个提议是郑重的，它提供了英国所能希望的最好条件。
7月29日上午，吴学谦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继续会谈。在联合委员会问题上，吴学谦采纳了英方提出的多数意见，将其易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明确规定它是“一个联络机构，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完全不参与香港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理，也不对其进行监督。它不会成为特区政府的前身”。
7月31日上午，刚从北戴河休养返回北京的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周南还记得，当时邓小平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向杰弗里·豪展示自己晒黑了的皮肤，风趣地说：“你看我都变成了非洲人了。大臣阁下，你也辛苦了！这次双方谈得很好，我很高兴。感谢你在解决香港问题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也感谢撒切尔夫人的关切。”杰弗里·豪向邓小平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中方合作，以保证香港在今后13年里继续繁荣和稳定。邓小平还对陪同豪参加会见的英方阵容颇感兴趣，并开玩笑说，我被王国的这么多爵士包围了。豪回应，英中会谈如果没有周南，就会像“没有茅台酒的宴会”。
那一刻周南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
经过两年无数的风风雨雨，中英谈判的帷幕终于落下。周南也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年9月2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这里举行。当周南、伊文思签字完毕，大厅里响起一阵热烈掌声……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联合声明及其附件的正式签署仪式。随后，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身边，举起香槟酒向她表示祝贺。撒切尔夫人也举杯共祝，并与邓小平相约年香港再见，相约届时到香港出席交接庆典。
周南说：“在那些年代中，小平同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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