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的一大特征是专业化。时至今日，还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不是天才，就是痴汉。承认“术业有专攻”，并非死守楚河汉界，选择适当的时机上下求索，左右开弓，这样聪明的学者大有人在。考虑到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史家”愿意“论文”，从来不会被低估，反而可能被高看一眼。
二十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讨论晚清以降十七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其中前几位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郭沫若等，都是文史哲兼通，开一代风气的大人物。此外，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以及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等，也都是史家谈论中国文学的精湛之作。那么，钱穆（-）讲述、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是否可放在此系列中谈论呢？答曰：不行，因其属于通俗读物，不像上述诸君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值得专家认真对待。
叶龙整理的钱著《中国文学史》，前年在《深圳商报》连载，去年由成都的天地出版社刊行，发行状态很好，但媒体及学界的评价天差地别——前者热情拥抱，后者置若罔闻。我的立场居中，既不认同过度吹捧，也不主张完全抹杀。在我看来，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偶尔客串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录整理稿，不该以专业水准来衡量，而应主要着眼于课堂呈现、通才理念以及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准确地为此书定位。
从讲演录到文学史
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并非钱穆第一种文学研究著作。作为史学家，钱穆主要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在学界享有盛名。此外，还有很多学术史、思想史或文化评论书籍，“惟有关文学方面，仅有一册，名《中国文学讲演集》”（参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长沙：岳麓书社，）。这是钱穆八十八岁完成《师友杂忆》时的感叹。言下之意，这方面的工作，他本来可以且应该有更多的成果。大概是为了弥补此缺憾，第二年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刊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同时推出了钱著《中国文学论丛》。
年香港人生出版社版《中国文学讲演集》收文十六篇，年东大图书公司刊行的《中国文学论丛》在前书基础上，添加了十四篇。这两册“文学论”，基本上都是演讲稿，“并没有一贯的计划和结构”，且因“听众对象不同，记录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但作者对自家讲授中国文学的能力及水平还是很有自信的：“我曾在新亚讲过两年中国文学史，比较有系统，但我在冗忙中，并未能把学生课堂笔记随时整理改定。”（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自序》）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整理课堂笔记的遗愿，总算由弟子叶龙代为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钱著《中国文学史》的刊行，还是可喜可贺的。
收入《中国文学讲演集》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散文》《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以及收入《中国文学论丛》的《中国文学史概观》《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等，都值得一读。除了这几篇文章本身自有佳处，还因其与钱著《中国文学史》有颇多关联。此外，钱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年）卷一的《读〈诗经〉》《〈西周书〉文体辨》，卷二的《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至战国》，卷三的《读〈文选〉》，卷四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等，也都是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略有想法，日后扩展成专题演讲或专业论文的。也就是说，从专业角度考量，钱穆谈论“中国文学”的精华，不在这册课堂笔记整理本中。
除了课堂讲授的特点，还必须考虑钱穆本人的学养与精力。年的钱穆，正为主持新亚书院事务忙得不亦乐乎。自年秋天创校，到年夏天辞职，加上此前亚洲文商学院一年，钱穆自称“亦为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看一介书生如何白手起家，与诸同道齐心协力，在兵荒马乱之际，为延续中华文明血脉而艰难办学，还是很让人感动的。这种工作状态，与三十年代在北大教书，每周四节课，客居汤用彤家，离太庙很近，经常在参天古柏下备课，“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完全不是一回事。
虽说钱穆早年热爱文学，教过中小学国文，可长期全力以赴治史，无暇他顾；如今挑起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担，近乎急就章，不可能有多少精彩的见解。明白此书的来龙去脉，对钱著《中国文学史》就不会过高期待或过分苛求。
钱著《中国文学史》共三十一章（含“绪论”与“结论”），从先秦一直讲到晚清，如此贯通性著作，没有长期积累，很难一蹴而就。此书学术水平不高，但作为散文阅读很不错。这么说，并非完全贬义。如今的文学史著作，部头越写越大，越说越复杂，知识传授很全面（准确与否不论），但大都不可读。钱著则相反，学术创见甚少，但好看，一口气就能读完，偶尔还会心一笑。钱著其实参考了不少他人著作，但从不声张；专业著作不能这么做，课堂则无所谓。尤其是讲文学通史，没有人全都了然于胸的，有所借鉴很正常。只不过以下这段话，因媒体的再三引述，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很高：“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钱著《中国文学史》第4页，下同）其实，钱穆只是泛泛而论，并非自我标榜；读者正不必自作多情，以为钱著真有此成就。
谈论钱著《中国文学史》，不妨就以第三篇“《诗经》”为例。讲中国文学史，《诗经》是重头戏，谁都绕不过去，很能考验讲者的学术水平及授课技巧。钱穆先从“《诗经》的话很美”说起，强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确实“与西方荷马史诗之风格意境完全不同”。“‘杨柳’代表惜别之意有三千多年。树枝摇动有亲近之意，可以说，西方并没有如此传统的文化。中国三千年之古典文化，其简明乃有如此者。”（11页）接下来，略为解释什么叫风雅颂、赋比兴，断言《诗》三百篇“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14页）。再引两句陶诗，还有陆游晚年山村写作，赞扬其好就好在天人合一。“吾人如欲了解此种诗境，必须先懂赋比兴，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与西方文学不同。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故闹成悲剧，如《铸情》（引者按：即《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克思要达到掌握自己命运，要打倒敌体，绝不能和平共处，故不会有天人、心物合一，亦不会有如‘好鸟枝头亦朋友’那样的诗。”（15-16页）为了说明什么叫“起兴”，钱穆又逐一讲解唐人张籍的《节妇吟》、唐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五代温庭筠的《菩萨蛮》，最后拉回到本篇主题：“所谓‘奇文共欣赏’，欣赏的心情等于第二次的创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诗对每一位欣赏者均可作出不同的创造，故永远是活文学。”（20页）如此吃重的一课，钱穆讲得很轻松，东拉西扯，听起来好玩，只是关于《诗经》的专业知识着墨太少。不谈政治立场，单从“授业”角度，这么教《诗经》是不太合格的。
一部中国文学史，当然可以有各种教法，轻重缓急之间，如何处理，就看讲者的能力与旨趣。课堂上的钱穆，喜欢中外比较，可惜外国文学非其所长，话虽说得有趣，但多不靠谱。另外，既然讲通史，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曲，无论如何不该草草打发。只讲古典诗文而藐视小说戏曲，清末民初有过（如林传甲），但二十年代以后的课堂及著述，不太可能这么做。这本是明显的缺憾，可作者故作镇定：“小说戏曲这一类文体，在西方算是正宗，在中国则不然”（页）；“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客观的讲法，《水浒传》《红楼梦》等只是消遣的读物”（-页）。要真的认定《红楼梦》不值一提，那也是一种立场（尽管显得陈腐）；但实际上，钱穆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自家没有多少研究，主要是看不惯胡适大力表彰《红楼梦》（页）。日后，在《中国文学史概观》（见《中国文学论丛》47-64页）中，钱穆大幅度调整，谈古代诗文仅占六页，而说元明清戏曲小说的竟有九页，只是在扬《三国演义》《水浒传》而抑《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一点上，还保留了自家的阅读经验。
钱著谈及诗歌部分，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以下这两段评语，说不上独创，但总算有点自家体会，且符合作者尊崇儒家的立场：“陶潜、王维和孟浩然三人都是田园派诗人。论性格，孟之性格在王之上，陶之性格更在王之上。陶诗变自孔孟，王诗则变自佛理而带有政治意识。陶渊明性格如虎，极为活跃，其诗更为可爱。”（页）“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66-67页）同样是满天星斗、兴会淋漓地“谈诗”，比起前辈陈衍，或同代人顾随来，钱穆明显显得隔，或曰“不在行”。
钱穆真正有感觉的是古文，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中看得很清楚。第七篇“中国古代散文”、第十四篇“汉代奏议、诏令”、第十七篇“建安文学”以及第二十三、四篇“唐代古文”上下，是较能显示作者学养与才华的[第九篇“楚辞（下）”谈文学的地域性以及地理名词考证，因作者原有相关论文，也能出彩]。这很大程度缘于作者早年的文学兴趣，以及教习中小学国文的经验。据钱穆自述，“自念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复烂熟而不已”（《〈中国文学论丛〉再序》）。由韩柳文章入手，逐渐深入古典世界，最后成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这一独特的治学经历，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见《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年）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正因早年沉湎韩柳古文及桐城文章，日后虽转为治史，一旦需要讲授文学史课程，钱穆还是能有若干自家体会。
至于第十四篇表彰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笔调任意挥洒，且带有俏皮而浪漫的情趣”（88-89页），其实得益于作者早年在厦门集美学校教国文时的发现。《师友杂忆》曾谈及发现曹操《述志令》的故事：“时余方治中国文学史有新得。认为汉末建安时，乃古今文体一大变。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即散文为体亦与前大异。而曹氏父子三人，对此方面有大贡献。惟曹氏此文，不仅不见于《文选》，即陈寿《三国志》亦不录，仅见裴松之注中。故首加选讲。”（《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此乃晚年追忆，并非第一手资料，但我还是认可钱穆的自述。
一个中学教师，从《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发掘出曹操的《述志令》，由此悟出建安时期乃古今文体一大转变，并将其选作课文，确实很有眼光。问题在于，整理者叶龙为了表彰乃师学问，称“曹操在文学上之成就与特殊地位，实为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页），且在跋语里再三辩驳（页），这就有点过分了。因为，“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页），这样的大判断，明显不是钱穆从其服膺的儒家学说中能够推导出来的；至于“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89页）这句话，更是透露钱穆讲这两章时，参考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钱穆讲古代文章，确有自家心得；但为了让学生理解，借用若干新词，反而显得不般配。比如，钱穆推崇韩愈，称他是“中国散文作家之始”（页）、“数千年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第一流大文豪之一”（页），这都没有问题，遗憾的是不恰当地引入“纯文学”的概念：“古代的经、史、子虽亦可说是文学，但并非纯文学，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到了韩愈，才从这批典籍变成纯正的散文，即成了纯文学。”（页）“纯文学”这个新词，从钱穆口中说出来，总觉得有些古怪。至于称“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页），那就更是不知所云了。《中国文学论丛》中收有《中国散文》及《中国文学中之散文小品》两文，都在表彰韩愈，一说“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一称“唐人喜欢写诗赠人，韩昌黎改用赠序和书札等，外形是散文，内情则是诗，是小品的散文诗”（见《中国文学论丛》68页、88-89页）。在我看来，后者更为妥帖——可见钱穆也在不断地自我修正。
课堂的魅力及呈现
从学术著作角度批评钱著《中国文学史》，明显牛头不对马嘴；人家本就是课程讲授笔记，不可能有多少创见与新知。只有将此书还原到年新亚书院的课堂，才能准确判断其得失。几年前我曾撰写《“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0年12月；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年），谈及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黄侃、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等人的文学课堂，特别提及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中，“文章”占很大比重，而且由院长亲自任教；“钱穆做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作为学科的文学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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