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翁大毛，年出生于上海。年宁波市慈湖中学高中毕业，当过农民、代课教师、电影放映员和公社专职报道员、广播站编辑。年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毕业后任《浙江日报》编辑、《浙江日报》驻宁波市记者站站长，《宁波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宁波开发导报社总编辑、宁波日报开发导刊编辑部党组书记、主编。宁波市政协第九届、十届常委。
年3月18号我出生在上海，老家是现在的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原属慈溪县）。父亲翁思义原是长工，后到汉口学做金银首饰。他聪明能干，学得快，做得也好，一直做到把桌师傅。后又经人介绍转到上海裘天宝银楼。再后来他自己开了一个小银楼店。我出生时父亲算是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母亲洪莉芬也到上海帮忙。当时我们住在上海十六铺盐码头街一间街面房子里，楼下开作坊，楼上住人。我的名字应该是父母取的。我前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夭折了，嬷嬷（即大姨母）的大女儿也夭折了，后来生的孩子就阿猫阿狗的叫叫算了，好养活。所以我叫大毛，嬷嬷第二个女儿叫二毛，我自己妹妹叫三毛，希望都健健康康的。
年底我宁波老家堂兄弟的童养媳大了，要结婚。当时因伯父早亡，他家要我父亲从上海回到宁波来“祝香”即主持婚礼。父亲只买到江亚轮的下水舱票，轮船不幸在上海吴淞口海面出事沉没。当时死了近三千人，比泰坦尼克号还要多，还要惨！年仅28岁的父亲连尸骨都没找到。他遇难时我只有一周岁多，妹妹才三个月大，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宁波乡下的外公说还是回来吧，幸好当年父亲在生意最好时在外公家附近买了两亩地，在外公家养了一头小水牛。就这样，25岁的母亲带着我跟妹妹回到外公外婆家，种田为生，相依为命。我十岁时外公去世，小时候生活很苦。记得我虚龄七岁就去放牛、捡狗粪、割草、钓黄鳝、拾田螺。年，我在狮东乡（现属慈城镇）白米湾小学读小学。放学后还要放牛，有时甚至把牛拴在学校附近的树干上。
童年时期我母亲对我影响最大。她养着我们兄妹两个，坚持没改嫁。后来农村开展互助合作，母亲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当过生产队妇女队长。她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编织金丝草帽，卖钱补贴家用。那时我经常借母亲编织草帽的煤油灯光夜读。我高中是在在出了两个院士（中科院院士李庆逵、朱祖祥）的慈城镇慈湖中学读的。该校原名慈溪中学，是百年名校。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和乔石夫人翁郁文也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年我高中毕业正准备高考，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央电台广播“停止高考”。我和其他四位同学一起外出“串联”，硬碰硬从慈城沿铁路步行到杭州，再坐火车到株洲，然后到毛主席老家韶山。韶山看后又坐火车到武汉。在武昌车站时我们毫不犹豫地爬上去北京的火车。正赶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最后一次，在北京西郊机场，人山人海、一片欢腾。我离毛主席乘的敞蓬汽车约有50米远。接见完了后第二天我们就回来了。我回家后就务农，不劳动没东西吃的。
读书时我应该算是一名好学生、好学生干部。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当干部。高中三年是慈湖中学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校报总编兼校刊主编。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曾写过，我的新闻之路，就是从慈湖起步的。一阵热闹过后，我想生产也不搞了，空洞闹革命有什么用呢？还是要踏踏实实干事情。后来在农村我一直是坚持白天劳动晚上看书。那些没被抄去的书如《水浒》、《三国》、《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戚继光》、《史可法》等都被我翻出来或借来读。自己古典文学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和巩固的。
我在农村期间当过农民、代课老师、电影放映员。年11月我当上了公社专职报道员和广播站编辑，经常给宁波市人民广播站、宁波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大众报投稿，还参加了市广播站第一期通讯员学习班。年11月我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高考前外婆就已卧病在床，时任宁波市郊区（就是现在的江北区）党委副书记张星棣同志点名要我到毛力水库工地指挥部负责报道工作。高考他只批准三天假，因为外婆病危，我也没空复习。在我参加高考前一天，80岁的老外婆走了。就这样我还是坚持到慈湖中学参加考试。上午、下午考试，利用中午间隙时间处理相关家里事务。第三天一早和亲友们把外婆送上山后又立即骑车十多里赶去考试，考完后再回家料理后事。当年高考也没什么，既然决定考了就要把它考好。当时公社领导以及好多同事都劝我不要考了。都说你在公社工作蛮好、蛮稳定的，也很有前途，30多岁了还去考什么试呢？因为高中读过了，总想圆一个大学梦，对不对？我对自己是充满信心的。记得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路》，我就是从鲁迅先生关于“什么是路”这一提问写起的。有人说我是浙江省文科考得最好的。当时不公开考分，我想应该是名列前茅吧！
我是浙江省77年级当年唯一一个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考生。宁波市委政法委一位老同志后来对我说，他在市高招办工作的老伴查过考分，他女儿当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分数要比我低30多分。刚开始只想着圆一个大学梦，第一志愿我填了“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院中文系”。考试结束后重新填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是我第一志愿。根据成绩我北大也可以去的，为什么选择去上海复旦呢？就是因为路近一些，家里有什么事也好照顾。我上大学时儿子虚岁九岁，女儿虚岁七岁。三月份我上大学，九月份儿女都上小学了，妻子在公社表带厂工作。读大学要选择离家近一点的学校，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年级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学生。班里年龄最小的比我小十六、七岁呢！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年级六十名学生中当时发表文章最早、在校期间发表文章最多的人。我要赚稿费补贴生活费。我们那一届同学都特别努力。我当年听老师讲课能把老师讲课百分之九十五的原话都记下来。
毕业以后，我首先想回宁波，当时复刊不久的《宁波日报》急需要人，总编辑何守先同志曾写信希望我来。碰巧时任《浙江日报》副总编郑梦熊同志也到复旦要人。新闻系主任──著名的老新闻教学家、新闻理论家王中先生向他推荐我，所以我被直接要到了《浙江日报》。在《浙江日报》当了两年多编辑。年宁波开放了，因子女户口不在杭州，小学毕业后不能在杭州上重点中学，所以我主动要求调回宁波。报社随即任命我为浙江日报社驻宁波记者站站长。回甬后我的儿女也都如愿同时考进了效实中学。
我是年6月份被任命的，5月份过来的。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当时《浙江日报》每天只有四个版面，大报，是全省唯一的大报，《杭州日报》、《宁波日报》都是小报，都在积极酝酿大改革和大发展。我在《浙江日报》记者站工作期间，组织实施并采写过很多关于宁波改革开放的报道，应该说我对宁波改革开放初期的宣传报道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你看，我至今还留着当年很多报纸。年1月1号，《宁波日报》要小报改大报。当时宁波日报社没人办过大报，市里派人去浙报要调我没调成。后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葛洪升同志有一次在杭州开完省委常委会后，叫驾驶员把车直接开到浙江日报社，亲自跟时任总编辑郑梦熊同志商量，希望调我到宁波日报，终于调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要大造改革开放的舆论，我在浙江日报宁波记者站当站长期间，对宁波对外宣传做了很多报道。像包玉刚、王宽诚先生来宁波呀，还有中央领导来宁波考察，主要都是我去采访的。北仑港我去了不知道多少次！是啊，多次去过。最早一次是年7、8月份去的北仑港。当时编辑部要我组织对宁波改革开放的一组专题报道，后来在浙江日报登出的报道宁波港的通讯《三港鼎立如虎添翼》就是我采写的。
宁波港刚开始是在宁波老港区，就是江北老外滩码头那个甬江上的内河港，很小的。后来慢慢发展到甬江入海口的镇海港，再后来发展到临海的大港北仑港。当时宁波港务局有三个作业区：宁波作业区、镇海作业区和北仑作业区。这三大港区联通并列，不就像如虎添翼吗？我第一次去宁波港就是先到镇海的宁波港务局采访，再从红联渡口摆渡坐公交车到北仑。公交车到北仑港职工宿舍对面下，然后步行进去。其间我还坐摩托车到大碶看望过我上初中时的老师，沿途基本是农田，大碶车站是硬山顶式的两面坡木结构。记得那次北仑作业区政治处的同志还开着吉普车带我到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10万吨级码头看。据我观察，北仑港当时建得已经很可观，只是货车进码头很少，码头货物也不多。后来发展得快，媒体报道２０１４年宁波港口货物吞吐量首破５亿吨，达５．２６亿吨，集装箱吞吐量首破１８００万标准箱，达１８７０万标准箱。最近国家推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宁波港开发东盟、南亚等经济板块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航线，目前集装箱航线总数保持在２２８条。这30年北仑港发展真是突飞猛进，现在已发展成世界第四大深水良港！
年12月31号我被正式调到《宁波日报》办大报，那一年我39岁。正式上班是年1月份，但实际上我在还没正式上班前就已开始参与工作了。说来也巧，那一天晚上我到宁波日报老总编辑何守先同志家拜访。两人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聊天。正好看到中央发生重大人事变动：胡耀邦总书记辞职，赵紫阳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个大事情！老何跟我说，这种事情他们可能处理不好。当时我就直接跑到《宁波日报》社，沈长根副总编值班，他说你来了太好了。因为我在浙报编辑部当过夜班编辑，应该说有些经验嘛。我很快就这事和浙江日报相关编辑取得联系，时任市委副书记项秉炎同志也打电话来过问如何正确处理版面。后来总编也来了，大家忙到很晚才把这个版面处理好。我在宁波日报社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整整八年，主管新闻业务，工作很忙。八年内我协助总编辑组织实施完善了小报改大报、四版扩八版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的宣传报道任务。当时我们还有好几位副总编辑，大家各司其职，既分工又合作。
改革开放了，北仑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嘛，当时宁波开发区成为浙江省及宁波市对外开放的战略重心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媒体人，我当然很北京哪里白癜风医院好治疗白殿疯的最好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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